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

三聚氰胺丑闻发生时,也许没人想到,这终将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奶粉事件。出于对国内配方奶粉品质的担忧,父母们转向海外,寻觅更高品质的奶粉。

香港首当其冲,巨大的需求,造成了香港市面上奶粉的短缺。香港家长愤怒难抑,喊出了“水货蝗虫”的口号,敦促香港政府打击“背奶族”。

面对市民的抗议,3月1日,香港立法院修改法规,规定离港人士携带奶粉不得超过1.8公斤,否则将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法规生效32小时后,已有25人在香港被捕。

一桶奶,一年刑,这似乎不是曾经的香港,在尘封的历史中,对很多大陆人而言,香港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存在。

改革开放之前,深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场跨越30年,饱含血泪的“大逃港”。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他们用兵乓球、轮胎、泡沫、甚至吹胀的避孕套偷渡,用老虎粪便躲避警犬,冒着飞舞的子弹、梦断香港的风险翻越铁网。

实际上,今日的水客和昔日的偷渡者,所追求的其实并没太大差异——食物。当然,从温饱到品质,历史的酸涩之中也仍能嚼出甘甜。

也许是由于当时香港经济急需劳动力,也许是处于恻隐之心,港英政府并未严捕逃港者,他们可在自己眼中的自由之地,觅得一个角落,寻得一份工作、得到一份温饱。

但到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增多,港英政府开始遣返。1962年5月,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一座小山上,港府则调集数千军警进行抓捕。与此同时,香港人也行动起来,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帮助、掩护了大约一半逃港者逃入市区。剩下的逃港者则被军警装入数百辆汽车,准备遣返。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娱乐场所停业,媒体也停止娱乐节目,开始直播遣返实况。第二天,当汽车缓缓驶向内地,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脱,获得自由的机会——所谓同胞血脉,大概莫过于此。

逃港者热爱香港,用辛勤的血汗融入主流社会。有人做过统计,2000年香港前100位富豪中,有40多位是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壹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除了香港人对逃港者伸出的温暖之手,大陆也不会忘记80年代末的那些烛光聚会,也不会忘记汶川地震时的无私援助,也不会忘记香港传递的自由理念。也正是这些价值观支持着香港人,历经重压,最终争取到今日之自由。

时光荏苒,时过境迁,当历史再次以不同面目重演,而同胞温情不复存在时,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大陆人的失落、愤懑也就可想而知。

但情感终究不能代表利益,价值观亦不应绑架、伤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过,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恰好相反,价值观并未绑架奶粉,而奶粉却绑架、侵蚀了香港的价值观。

香港是中国自由经济的橱窗、法治、有限政府的范例,而奶粉禁令,扩大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侵犯了公民权利,在迎合民粹的过程中消融了法治,是对香港自由之精神的极大损害。

遗憾的是,这种兵不血刃的悄然侵蚀,实在来得太过容易!实际上,香港奶粉短缺,只是操弄下的虚假恐慌!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除少数品牌,香港奶粉并无短缺问题。港九药房商会也表示,除惠氏保证供货外,雅培、牛栏及美赞臣也初步表示愿意与药房合作,香港家长可出示婴儿出生证,由药房代为向奶粉厂商订购,即可保障供应。

香港立法院所接受到的意见书,绝大部分都用强烈措词表示,香港奶粉并无短缺。如果口说无凭,但数据却不会撒谎。根据去年11月数字推算,香港每月进口约400万罐奶粉,本地婴儿每月消耗约60至70万罐,约300万罐奶粉经香港转口。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数字,这就表明,香港婴儿奶粉供应充足。那么,到底是谁,基于什么目的,要制造短缺,操弄恐慌民意,进而侵蚀香港人珍视、安身立身的自由与权利?为什么用凭证供应就能保障的问题,偏偏要兴师动众,用侵害自由与权利的方式来进行?

也许,一位历史人物早已给出了答案。在和美国农业部长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傲慢的说:“你们美国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不,你们不会一下子接受全部的共产主义,但是我们会把社会主义不断地一点一点的喂给你们。直到最终你们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在共产主义之中了。”

如果香港人不捍卫自由与权利,不捍卫基本法的尊严,不对“身边的赫鲁晓夫”保持警惕,而贪图一时之快而大口吃着最初美味的社会主义,由政客操弄民意,侵蚀香港的自由之魂,那么,在将来的某一天,香港市民猛然发现自己已“身处大陆”,也许就不是黑色幽默,而是遗憾事实了。

由此得到的另一个提示则是,从长远来看,唯有价值观的一以贯之,才能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对于这一点,那些当年的逃港者及其后代,也许会有更深的体会。

奶粉问题,终究还得回看大陆,而历史依然是最好的老师。据说邓小平在听了“大逃港”的汇报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把“生活”换做“奶粉”,伟人之话仍可穿透历史。更何况,高品质奶粉本是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意。

1978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一夜之间,逃港人群消失了。那些用兵乓球、轮胎偷渡,用老虎粪便躲避警犬,冒着子弹翻越铁网的人群消失了。

十年之后,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时,谈及大逃港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如今的奶粉,不就是另一种用脚投票么?

那么,既然奶粉问题,源于公众普遍性的担忧,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顺民情而动,适时降低、乃至免除奶粉关税。更何况,奶粉安全问题,本是政府之失。但是,令人悲愤的是,可谓南北呼应,北京市适时出台了不准网店出售奶粉的规定,这无疑和当年射向逃港者的子弹一样,都是阻止大众用脚投票。

即使网店出售奶粉有潜在的不安全问题,但社会管理者必须意识到的一点就是:社会大众的观念即使存在误区,但在短期内是客观的、不能改变的、必须尊重的。只有反求诸己,寻求自己社会治理上的弊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仅仅是粗暴的禁止,孩子清澈的眼睛映出的只会是家长愧疚,而愧疚背后,则是怒火。那么,我们这个不想折腾的国家,又能经得起几波这样的怒火的折腾呢?

原文经删减后发表于凤凰网

本文史料摘陈秉安先生《大逃港》一书,特致谢意

2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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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 发布时间:2013/03/04,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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