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得上大学,但是……

你必须得上大学,但是……

纪录片《出路》中的“贫穷”

自考学院老师王振祥。制片人艾德金斯认为《出路》的重点应该放在王振祥身上,因为老师更能讲述“体制”。 (Steps Internationa/图)

“在中国,你必须得上大学,因为人们告诉你:必须得这么做。而当你真的去上大学了,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BBC纪录片高级编辑尼克·弗雷泽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激动地说。讲台下坐着的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丹麦王储妃、赞比亚商业部长、中国的外交官员……

弗雷泽背后的两块大屏幕上,是一个用着同样激动的语气说话的中国面孔,他叫王振祥,湖北一家自考学院(弘博软件教育学院)的招生老师。

荧幕上,他正在向来参加“招生会讲座”的家长慷慨陈词:“读书,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最好出路。至少在中国,这肯定是的。”其实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些话只是用来骗骗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

王振祥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和影像会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会场出现。把他的面孔以及中国大学教育这个问题扔到联合国大会桌子上的,是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

《出路》和与另七部纪录长片和80部纪录短片探讨着同一个主题:“为什么贫穷”。

“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

2010年6月25日,湖北高考分数发放。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28岁的王振祥已经来到赤壁市,从周边城市与县镇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开办“讲座”,进行“招生”。

他带着“死任务”:每场讲座下来,至少要有三个学生去注册,交100元的“注册费”。

“严格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学校。我们就是把学生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王振祥对着镜头说。

2007年,王振祥入职弘博软件教育学院,最初学校和他的约定是,他做平面设计老师。一年之后,弘博要求他以及其他老师“下放”到各个市镇去“进行讲座”,“支援市场”。

“否则就要自动离职,他们拿这个要挟我们。”王振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正在不堪忍受之时,王振祥认识了26岁的摄影师程春霖,他主动提出:“我这里有个很好的题材,你可以拍这个。”

弘博软件学院本身是弘博集团之下的一个教育品牌,教授平面设计等课程。在越来越热的职业教育以及自考学院琳琅满目的大气候下,它摇身一变,也成为一个“学院”。学院主要的招生对象是农村出身、考不上一本二本的孩子。

在王振祥眼里,农村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相对好骗:“教育产业化这么多年,基本上来说,所有的优势都集中在城市里面。农村的小孩进不了大学,他们只能选择我们这种:对你的分数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最终又会发给你一个文凭的商业性质的学院。”

程春霖把王振祥的故事告诉了纪录片导演陈为军。2003年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描述中国河南农村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获英国国家纪录片奖等四项大奖;2007年他的《请投我一票》获奥斯卡提名。

《请投我一票》跟拍了一个小学班级里三个孩子竞选班长的故事。项目起源于STEPS的纪录片计划“为什么民主”。正当陈为军和程春霖开始投入拍摄王振祥和“弘博”的时候,STEPS的南非开普敦的制片人唐·艾德金斯(Don Edkins)找到陈为军,这次的新项目主题是“为什么贫穷”。

陈为军觉得他的新项目和“为什么贫穷”这个主题“天然契合”:“如果一个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却还是不能改变命运,依然贫穷,那么这样的群体是否就该抬起头来看看,是不是我们所处的系统出了问题?”

“十个手指只留了一个哪”

“我那个时候,大学里有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学生比例,照这个比例,农村的孩子都能进入‘211’,进入‘985’,”陈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现在,农村孩子很难进入好大学。原因就在于教育的不公平。农村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越来越差,稍有不错的老师,会迅速被挖到城里的中学去。一个山区里三四百个学生,考到一本的可能只有三四个。”

王振祥每天的工作是,到达一个村镇,下到高中,开一间教室,做一场演讲。用投影仪放漂亮的照片:整齐的授课教室,极具现代化的商业报告厅,颇有气势的阅览室。

然后他抑扬顿挫如朗诵般,向满教室表情茫然的家长说:“书,是甜蜜的。知识,是甜蜜的。只有读书,我们才能收获体面的工作,拥有高品质的生活。”

“什么阅览室啊,项目实验室啊,商业报告厅啊,学习室啊,没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全部是百度上找的图片。”做完演讲回家,王振祥脱下衬衫领带,换上T恤,一脸疲惫。

2010年6月下旬,程春霖在一次弘博的“讲座”上遇到了来自赤壁市车埠镇的王盼母女。王盼刚刚高考结束,只拿了388分。上一本没可能,上三本上专科则需要大笔学费。弘博的学费是每年12500元。

王盼的母亲戴任珍天生手指残缺,但性格非常爽朗。戴任珍站在教室外面对王振祥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家庭:王盼一直在镇上念书,没有去过城市。王盼的爸爸先天有些痴呆,夫妻二人在车埠镇的砖厂搬砖为生,搬一块砖赚5厘钱。在老家村子里,还有快要一百岁的爷爷和奶奶,他们这辈子没见过电视机。

然后她说起自己的女儿多么想要念书。“初中的时候老师问她,你为什么要上学呢?她说:我上学是为了脱贫。”说到这里,她笑了。

在她眼里,王振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师”。王振祥勉强应和着,好不容易熬到了结束,回到自己的旅馆,立刻换了身衣服坐大巴走人。他一边换衣服一边说,“变回人类了”。

“我不想和这些家长有过多接触。心理压力很大。”王振祥想到王盼母女,“家里这么穷,过来把这钱送给弘博。搞鬼啊……没良心啊。”在王振祥的招生经验里,曾有农村出来的孩子,全家卖了猪卖了牛卖了房子卖了田地,供他一年的学费。

在程春霖看来,王盼一家是“一个非常极致的家庭”,非抓住不可。

在检查完所有程春霖的证件之后,戴任珍终于认定这是一个“比较成熟,也比较可信的孩子”,答应了他的拍摄请求。

2010年的8月和9月,程春霖在车埠镇,和王盼一家人同吃同住。

陈为军也多次来到车埠镇,和王盼母女“聊生活,聊想法,聊希望”:“这些孩子的家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机会跳出农村,是因为没有在高考这条路上取胜。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进大学。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除了一本二本之外还有大量的三本大专。他们不知道这种‘大学’和他们当年的大学是不一样的。三本的学费,四年下来估计是七八万,他们肯定没有这笔钱,但是他们会尽其所能把孩子推进去,希望孩子能改变命运。”

陈为军发现戴任珍除了在砖厂做工,还有一份“兼职”:帮乡亲哭灵唱夜歌。这种古老而传统的鼓盆而歌的方式,需要哭灵人结合死者的生前故事,用押韵的方式去歌唱。

陈为军请求戴任珍:你唱了那么多别人的故事,能不能唱一段自己的故事?

思考片刻,她对着摄像机唱道:“十个手指只留了一个哪。看到别人都把学上,我的心里都羡慕得很哪。也想背个书包上学哪。妈妈哪,听完是眼泪滚哪。”

输在Excel上

花了那100元注册费之后,王盼最终没有进入弘博,不是因为识破了弘博的“骗局”,而是家里每年确实拿不出12500元。王振祥曾经跟弘博的人提议,把那100元退给王盼,但他最终也不知道这100元到底有没有退。

王盼去了另一家大专院校学工程设计,学费一年6000元,她申请到了助学贷款。

“如果我不读书,我不知道以后我还能做什么。至少现在,我觉得我很好。”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至于助学贷款,以后工作了,我哪怕一个月赚一千,慢慢还,一定能还清。”

陈为军是在2011年3月,武汉各大校园招聘会上找到万超的。这个圆头圆脑的男生就读于武汉大学珞珈学院,一所三本大学。

在人才市场上,万超一次次坐下来介绍自己,紫色衬衫被汗水浸湿。他央求招聘人员不要把自己的简历放在最下面,并表示什么都愿意做。

“我只是想要在武汉生活下去。”面试的时候,万超这样回答。

“我要工作。为什么他们不要我?我不是211、985。一定是这样。”好不容易有一家清算公司打算录用他:考核期10天,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每月1500元。

万超对着程春霖算了一笔账:一个月租房500元,中午伙食费337.5元,话费100元,加起来就是937.5元,工资几乎消耗光。然而那家清算公司在十天之内就把他辞退了,理由是万超的Excel用得不熟练。

在和同班同学的散伙聚会中,万超在KTV昏暗的灯光下喝多了,蹲在地上大哭。房子已经租了,借了朋友和父母的钱,但是工作还没有任何着落。

说服他接受拍摄的人是程春霖。程春霖告诉他,虽然自己的专业是电子信息,但拍纪录片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作为同龄人,他能为梦想不放弃。”万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接受拍摄,是觉得这算是一件支持程春霖的事。“年轻人做事很难的,特别是没有资历和背景的话。”

万超的家庭并没有那么困难,他只是耻于向父亲借钱。一次次面试,从希望到失望,他忽而兴奋过度,忽而愁得一晚上都睡不好。

有时他也怨恨陈为军和程春霖的摄像机,它跟着他去找工作,进入公司的面试间、办公室,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对工作的态度是儿戏。

为了节省房租,他搬去朋友家住。经过一整个夏天的寻寻觅觅,他在远离武汉市中心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财务类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期待的。”万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是找工作越找到后来,自己会有一个越来越简单的想法。就是起码在你生存的城市,你能活下来。”

“什么叫中国梦呢?”

王振祥早就不想干了。弘博软件教育学院往老师身上压招生任务,他忍无可忍。“宁可学校把我裁掉,我也不想做了。要不是为了拍这部片子……”王振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高考季过去,关于他的拍摄结束,王振祥立刻辞了工作。现在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市场宣传。弘博软件教育学院换了一个名称后仍在运行,收入比以往更好。

陈为军把这部纪录片命名为“出路”。

“任何一部纪录片都不可能像万能钥匙。如果身处贫穷,或者身处底层的人看了我的片子,他会突然感觉到: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我身处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继而他举手要求发言、要求改变,这就是解决贫穷的一条道路。”

艾德金斯主动请缨做陈为军的制片人。陈为军和程春霖想把更多笔墨落在王盼和万超身上,而艾德金斯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王振祥身上。

“只有老师最能讲述‘体制’(System)和‘政治’(policy)问题。我们必须向全世界的观众讲述背后的故事,切中要害。”艾德金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你在中国,当然很能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语境和背景。但是你要是不在中国,就很难理解。”

最后的剪辑方案是:以老师王振祥为主线,学生王盼和万超作为两条贯穿的线索,一个高考失败,进入了貌似梦想天堂的专科院校,一个则从梦想天堂的大学中走出来,进入残酷的社会。

陈为军给《出路》想好的英文片名叫“Chinese Dream(中国梦)”。然而弗雷森和迈耶一致投了反对票。“什么叫中国梦呢?”迈耶说。

最后的英文片名单刀直入:Education,Education(教育,教育)。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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