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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引爆社交网络的路径分析

在《致青春》社交网络营销中,动用的大V力量,不说绝后,但一定空前。连商业圈的史玉柱、草根圈的天才小熊猫、文化界的张小娴、宗教界的延参法师都参与了微博营销。电影已有一种社会化趋势,也变得越来越社会化、实时化。

前几天,《致青春》的投资方光线传媒的王长田在微博上透露《致青春》的票房已经超过5亿。对于一个制作成本只有六千万,除了导演赵薇是一线明星,其他主角几乎都是新人的情况下,《致青春》又完成了一次“屌丝的逆袭”。

在这出逆袭的好戏中,社交网络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赵薇依靠在圈内的人脉和明星大V助阵,在新浪微博上掀起一股强劲的“致青春”讨论热潮,将“怀念青春”的迅速话题快速引爆。微博的冷热现在已经成为电影票房的晴雨表,网友热情不仅引爆了社交网络,同时还拉高了票房,创造了上映12天票房突破5.2亿的佳绩。

如果说电影《失恋33天》在微博上的成功属于是“无心插柳”,那么《致青春》在社交网络上的引爆却是“水到渠成”,是一次周密策划的“社交网络”营销。到底《致青春》是如何引爆社交网络呢?

一、 另辟蹊径

在完成逆袭的几部电影中,无论是《失恋33天》、《泰囧》,还是《致青春》都在档期选择上费尽心思。《失恋33天》选择了11月11日,《泰囧》选择了12月12日,而此次《致青春》选择了4月26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人节”、“暑期档”、“贺岁档”的热门档期。这样做,一方面是避开大制作的电影,更重要的是跟网络热点相结合,跟网友的情绪相契合。《失恋33天》是契合了光棍节这一热点话题,而《致青春》则是顺应了大学生毕业、怀念青春这一热点话题。

五一前后的这个时间阶段,正值大学毕业季,大学恋情、怀念青春的话题本来就很热,在这个阶段把很具有话题性的《致青春》投放市场,就好像在干燥的森林里投放了一粒火种,点点星光就能燃起熊熊烈火。与其说赵薇拍了一部怀念青春的电影,不如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网友需要这样一部怀念青春的电影。网友边看电影,边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时光,观看电影、谈论电影成为这个时间节点重要的精神消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这个电影本身好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这部电影已经融入到网友的情绪中去。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电影有一种社会化趋势,电影也变得越来越社会化、实时化。将来,肯定会催生一种迎合网民情绪“社会化电影”,光棍节的时候看一场失恋的电影,母亲节的时候看一场有关母爱的电影,毕业季看一场“怀念青春”的电影。这时候,电影在市场的号召力不仅体现在电影本身的艺术性上,同时还体现在挑逗网友情绪的能力上。

致青春指数

二、 厚积薄发

《致青春》的官微自从开机之前就建立了,在一年两个月的运营时间里,总共发了微博2409条,几乎纪录了电影筹拍、开机、制作、上线的全过程。官微自从开通以后,日均发微博5.3条,但自从进入推广周期以后,微博的数量急剧上升,公映这天达到了最多的50条。

《致青春》发布微博日期分布

这么早时间的介入,可以在更早的时间里,让网友对此片有一个概念,逐步地积累口碑。在这14个月里,积累了18万的粉丝,这18万的粉丝,成为电影爆发18万个火种。

据我观察,《致青春》电影的社交网络营销可谓计划周密、环环相扣。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预热靠公益。因为前不久刚发生雅安地震,在地震的第一时间,赵薇代表剧组向壹基金捐助了50万,既是做慈善,又是很好的电影预热方式。二、前期靠影评。电影组织了大量影评专家,为电影写好影评,吊足大家胃口。三、中期靠大V。在电影推广的高潮阶段,赵薇利用自身和光线强大的人脉圈子,大力助推电影。四、后期靠主创。在电影推广后期,又开始利用赵又廷等主创进行推广,不仅创造了“赵又廷 你有神经病呀”的微博体,还频繁地让主创参与微访谈,进一步延续微博的热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不仅在微博推广上费尽心思,在花絮和海报的内容和形式上也非常注重开放性和话题性。特别是,几个主角的怀旧形象的海报,更是引发网友UGC热潮,一些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参与到PS和UGC中。海报PS、微博体这些UGC的内容,进一步加剧了微博讨论的热度。

三、团队作战

大家都知道二八定律,微博上80%的影响力是由20%的人创造的,事实上微博的影响力是由2%的大V所左右的。而在《致青春》社交网络营销中,动用的大V力量,不能说是绝后,但一定空前。赵薇的圈内好友纷纷前来助阵不足为奇,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连商业圈的史玉柱、草根圈的天才小熊猫、文化界的张小娴、宗教界的延参法师都参与了微博营销。我不完全统计了几个参与转发的微博大V,区区24个账号,粉丝总数已经接近3.7亿,在没有去重的情况下已经占了微博总用户量的80%。可见背后的团队力量有多大,也不仅是赵薇一个人所能左右的。

当然,赵薇在微博推广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依靠赵薇的私人关系,由王菲演唱的电影主题歌,为电影加分不少。另外,在剧中韩庚虽然只是个龙套的角色,但是利用其超高的人气,还是为此影片吸引了不少关注度。文章、何炅、黄晓明、陆毅、王珞丹、韩红等好友的助阵,王长田、徐铮等光线系的力推,再加上杨澜、张小娴、延参法师、史玉柱等三教九流在外围发力,最终形成了一条“法力无边”的网,把成千上万的网友都网罗进去。

在《致青春》的此次社交网络营销中,不仅验证了赵薇出道近二十年积累的人气和人脉,还再次检验了光线影业的团队作战和营销能力。

四、 整合营销

在《致青春》的营销过程中,不仅在社交网络上“呼风唤雨”,还获得官媒的一致好评,这进一步验证了背后其营销团队的强大。中国报纸的“一哥”《人民日报》,以及中国电视行业的一哥CCTV,都大篇幅报道了《致青春》,并且都是不吝褒奖之词。一方面,《致青春》在微博上的火热,反过来引发了官媒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致青春》顺应官媒宣传的口径和宣传思路,成功地搭上了“五四青年节”的车,将传播范围最大化。

总之,《致青春》在社交网络的引爆的不仅是网友“吐槽青春”的热情,同时还点燃了进电影院的热情,甚至跳出电影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在《致青春》大获成功以后,甚至有人预言今年上五亿的电影将超二十部,上十亿的将超过五部。社交网络不仅会变成电影的“讨论社区”和营销平台,还将成为票房的助推器,也将成为电影营销的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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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以后怎么照顾双方的父母?

提问:当今社会,结婚的子女双方,大约都是在工作的。等慢慢的,父母老了,儿女该怎么照顾呢?

一对父母还好,但是,夫妻只有两个人,需要照顾四个人,怎么说,也是分身乏术吧?其中一个病了,夫妻一个请假,照顾;又一个病了,那该怎么办呢?问题是,就算这样了,也还剩两个父母在等着呢。

根据大多数中国家庭的传统思想,都不希望把父母放到养老院的;但在家庭照顾的话,似乎真的是分身乏术。要请保姆的话,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吧。

回复:

以我的经验,夫妻二人,绝不可能照顾四个老人。
你再有孝心,再有爱心,就是住在楼上楼下,也没有办法。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钱。

但,再过数年,所谓「经济能负担的保姆」就会从人力市场中消失,
以台湾为例,唯一能请来的劳动力,是印尼,菲律宾,越南。
但,那是建筑在台湾人均收入两万美金的现实上。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提供足够的便宜人力,
为中国人所雇佣?帮中国人解决老人安养问题?

(台湾目前要雇请外佣,也已经是非常困难。)

以大陆目前的收入水平增长之缓慢,再过数年,
第一波一胎化子女,就要开始面临养老问题。

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一般的剧情,会不会在中国上演呢?
残病老人,为子女作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凄惨地了断自己生命。
中国,不用怀疑,以目前的社会救助保障系统之缺乏,
以目前人均收入之不等,以目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胎化政策。
未来的中国社会,必然会有恐怖的社会问题要发生。

这是我的预言。

来源: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35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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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媒体的暴力

聊聊媒体的暴力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暴力是一种激烈而强制性的力量,权力的形成也往往要诉诸暴力威胁,强制对方服从。广义的暴力并不限于肢体争斗,激烈是指火力够猛,强制是指违反对方意愿。

普通民众更容易接触到家庭暴力、群体暴力,但对媒体暴力知之甚少。因为前者通常的目标是个人,也因此更容易获得公众关注,而媒体暴力的目标通常是企业、群体,极少涉及到个人,所以通常讨论这一话题的多局限于行业内或媒体行业。

这一现象并不鲜见,媒体为了各种纷繁错杂的原因,会选择向一家企业开炮,这些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媒体监督、个人恩怨、商业竞争、广告收入。

“理论”上讲,从维持媒体与从业者节操,或者是不被人抓住把柄的角度。媒体都还是会做大量的调查,以保证自己的炮火跟结论能够得到支撑。

最终能否成功“曝光”一家企业取决于以下因素:1、证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2、开炮的节奏,是否环环相扣。3、媒体的量级,人民日报跟一个地方性媒体当然是不一样的。4、企业的能量,以及反抗的力度。

所谓的媒体暴力,是指一家媒体在报道一个有针对性事件的时候,没有进行全面的取证与调查,有选择性地选取对哪一方不利(或符合自己既有观点)的内容,进行长时间、大篇幅、多版面的报道,但并不仅仅针对于事实本身,利用媒体影响力来对企业、群体、个人施加不利影响。

在现行媒体体制下,考虑到媒体之间的友好伴生关系,以及双方影响力的及其不对等,被施加媒体暴力的目标是很难从中脱身的。微博给了大家一个新的机会,更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能够有机会发声,提供给民众更多元化的信息来源,这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说自己所想,不需要版号刊号。

媒体暴力能够被消灭吗?基本不可能,媒体暴力在任何时候都是邪恶的,即便媒体监督亦如是,用错误的方法做看似正确的事情,并不让人尊敬。媒体暴力的力量来源是利益,还有人与生俱来的不忿、高傲、自尊、恩怨,只要这些存在,媒体暴力就一定会千秋万载。

但媒体暴力的消极影响能够被削弱吗?是的,当然。

第一是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你要相信自己所见,自己所想,并且包容别人不同的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公道自在人心,暴力媒体怕它作甚?

第二是社会化媒体带来的多元化信息出口,客观上降低了影响力集中在少数媒体中的风险,越分散越多元越安全。但同魏武挥老师一样,我非常不赞同自媒体商业化的提法,呵呵,媒体商业化,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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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就不能活得傻点儿吗

文/萧秋水

《东京爱情故事》中,完治选择温顺的关口而非能干的莉香,很多人郁闷、气愤,觉得完治没眼光。

不过真的,选择关口也没什么不好。很多能干女性聪明有余智慧不足,有时候会让人很累,我听她们的爱情故事我都累,情感不是斗智斗勇,更不是宫廷大戏。所以《红楼梦》人物,以前喜欢林黛玉,后来喜欢薛宝钗,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形容是“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工作、共事需要精明强干,生活上,还是“安分随时守拙”更好些。

也不是说得装傻,精明还是要的,得看用在什么事上。比如家里出大事了,这样的时候,不能一个人躲在后方乘凉,该担当的责任也得担起来。另外生活本身的确也需要智慧,比如治家,像探春、薛宝钗那样说起来做起来都头头是道,林姑娘不是没有见地,但她的心思不在这上面。

即使是在工作上,我也挺不喜欢那种猜度人的事,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中间固然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但这人今天扫我一眼看上去有点冷淡,我不会放到心上一整天,想着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我应该怎么去沟通和解释?那样的话还活不活了?这一眼要是领导扫来的,是不是立刻自杀谢罪?

女性要这样,似乎还有情可原,要是男的也这样,那简直是“叔可忍婶也不可忍”。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人际心理上下太多功夫,那专业能力怎么提升?——要真是心理医生那也就罢了。

在大项目中,做复杂的分析和人物心理推演,是必须的,但如果把这种习惯带到生活中,那就很可怕。所以我一直强调,知识管理中的竞争情报可用于商业,千万别用于生活。

我很喜欢周韵在几部片子中的角色,比如《十月围城》中的阿纯和《让子弹飞》中的花姐,有点傻气,直,一眼能看透,安静,笑容甜美——就是雷诺阿笔下圆脸爱笑的女郎形象,雷诺阿的妻子亚琳就是那样——这样的人,让人放心而不是揪心。

很多事,根本不需要想太多。新人类,最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独立思考不是纠缠在小心思上,真正逻辑性强的人也不会拘泥于此。我和罗振宇见面交流,一个半小时,他有问题问我,我回答;我有问题问他,他回答。谈完,各自的问题都解决了,好,散去。这要真讲起繁文缛节来,那可能一个下午都不够。

所以,有人想见我,我如果排得出档期,也会先去看看微博、私信交流记录等,如果看着就挺啰嗦,那就直接拒绝。不用说,答应见一个小时,能给扩展到三小时去——很多人以为,交流越多情感越深,那是开玩笑,有时候,了解越多,就越疏远。

近来微信上的一些交流让我心力交瘁,生活上的琐屑小事,单只分析条理性、合理性就挺耗时间和心力,象我这样“不男不女”的非人类,对于地球上纯女性的小碎心理、婆婆妈妈小师妹,承认耐心远远不足,也没普渡众生的心愿。

我最喜欢回复的是认真思考过自己找不到答案、又不涉及复杂人事、能够经过分析理清思路的问题,或者是有自己看法的学习总结类,但林妹妹型、妙玉型、八卦型,就还是请:

出门右转,找“秋夜青语”(公众号:qyxoxoxoqy)

秋叶做知心大叔是最合格的,我看他已经有了取代陆琪成为妇女之友的潜质,连大姨妈你们都可以去问他。

 

原文:http://www.xiaoqiushui.com/archives/7431

雷诺阿笔下的女子

左岸记:齐白石在一张偌大的宣纸上画的虾,只在底下才能找到画的主体——虾,其余的是一片空白,在这片空白中是水的灵动清澈;在王维的山水画中,仅有一座青山和一袭瀑布挂在画的一角,余下的是大片空白。这种简洁的布局,使每个人都浮想联翩。一位哲人说过:因为简单,便是极致。生活不正是这样吗?最简单的装扮往往是最美的,最简单的语言往往是最真诚的,最简单的行为往往最能打动人心。生活永远不会平静,也不会简单,但需要我们从中寻求平静,寻求简单,化繁为“简”,需要的是一种心智,莎翁说:“简洁是机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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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力量,我很重要

文/辛唐米娜

有部电影叫《东京日和》,其中有场戏,让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来琢磨——丈夫在街头偶见妻子独自行走时,忽然被妻子安静的样子给震撼——那时候,我以为,他的震撼来自于,他发现,原来他的女人没他的陪伴时也挺怡然。

现在,一句诗却给了我新的角度:站在街角不等谁,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感。

和一位好友聊天,他说,他单独出去吃饭时,总是会告诉服务生有两个人,然后,等饭菜上来,多事的服务生若有询问,他便解释一句:“朋友来不了。”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僻,他闪烁其词:“一个人吃饭挺怪的。”

和一个台湾女人聊天,她说,她不管吃饭还是去做发型,都会带上书,用书将自己和旁人的好奇隔绝——独自一人时,她不愿意被他人打扰,甚至,也不愿意面对自己,所以将精力集中到另一个世界去。

还有女友,曾经吸烟的理由就是:“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不至于显得无事可做,手里拿根烟,让发呆显得不那么呆。”

与自己好好相处也许才是最难的事情,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寓所,就更容易敏感紧张成一只掉队的小兽,不敢轻易靠近谁,也不想被他人靠近。

书,或者随身听、墨镜,与其说是享受或装点,不如承认吧——用这掩饰不安的盾牌来杜绝被人看穿、靠近、伤害。

所以才会从小女孩时,就需要拉着小伙伴一起上学放学,连去洗手间都要约个共同的时间;长大后,手里拉的不再是同性伙伴,而是异性的恋人,除了上班下班上洗手 间,希望能伙同对付所有其他的时间……越是回避独处,越是害怕独处;越是想躲避伤害,越是会迎来伤害。收拾得体面漂亮的女人们,内心脆弱得像块湖上的薄冰,于是转身羡慕那些仿佛拥有力量的女人们。

其实,用不着羡慕,这些女人们的精神内核非常简单:不等待任何人,也就不需要任何人;不用道具隔离自己,也就不隔离任何可能性;不害怕发呆时的呆,也就更能在精神世界里专注……

她们取胜的法宝,就是安静,就是漫不经心,就是可以因为要专心涂指甲油而挂掉恋人的电话而产生的难以被掌控的力量感。

一个人的力量

我很重要

文/毕淑敏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颈项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洞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一位奉献型的女性,与整个家庭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分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

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

我是由无数星辰日月草木山川的精华汇聚而成的。只要计算一下我们一生吃进去多少谷物,饮下了多少清水,才凝聚成一具美轮美奂的躯体,我们一定会为那数字的庞大而惊讶。平日里,我们尚要珍惜一粒米、一叶菜,难道可以对亿万粒菽粟亿万滴甘露濡养出的万物之灵,掉以丝毫的轻心吗?

当我在博物馆里看到北京猿人窄小的额和前凸的吻时,我为人类原始时期的粗糙而黯然。他们精心打制出的石器,用今天的目光看来不过是极简单的玩具。如今很幼小的孩童,就能熟练地操纵语言,我们才意识到已经在进化之路上前进了多远。

我们的头颅就是一部历史,无数祖先进步的痕迹储存于脑海深处。我们是一株亿万年苍老树干上最新萌发的绿叶,不单属于自身,更属于土地。人类的精神之火,是连绵不断的链条,作为精致的一环,我们否认了自身的重要,就是推卸了一种神圣的承诺。

回溯我们诞生的过程,两组生命基因的嵌合,更是充满了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机遇的产物。

常常遥想,如果是另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如果换了一个时辰相爱,也不会有此刻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时辰,由于一片小小落叶或是清脆鸟啼的打搅,依然可能不会有如此的我……

一种令人怅然以至走入恐惧的想象,像雾霭一般不可避免地缓缓升起,模糊了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令人不得不断然打住思绪。

我们的生命,端坐于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还有权利和资格说我不重要吗?

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

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

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

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心底。

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

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得生机勃勃,绿得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轻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斩斩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地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

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惟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淳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

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尖、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他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

夜深人静时,手指在揿了几个电话键码后,骤然停住,那一串数字再也用不着默诵了。逢年过节时,她写下一沓沓的贺卡。轮到我的地址时,她闭上眼睛……许久之后,她将一张没有地址只有姓名的贺卡填好,在无人的风口将它焚化。

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

我很重要。

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

我很重要。

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

我很重要。

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放大了一点。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这种呼唤中猛烈地跳动。

我很重要。

我终于大声地对世界这样宣布。片刻之后,我听到山岳和江海传来回声。

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分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

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地生活着。

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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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今仍没有走出重商主义

作者:孙骁骥 | 评论(5) | 标签:读书看电影

随着近段时间美国学者傅高义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受到广泛的阅读与讨论,借此由头,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得失也又一次得到了大家讨论。但在我看来,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无非是把一个计划经济体改变为了重商主义的经济体。所谓的重商主义思维盛行于15至18世纪的欧洲,那是早期资本主义兴盛时期,但这个词多为后世的学者所使用,在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时代,大部分人其实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重商主义国家大多是较晚向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国家,它们没能赶上殖民者直接抢夺黄金白银的热潮,因此它们没有足够的黄金白银用以货币发行,经济因而受通货紧缩的困扰。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换了一个经济思路,那就是鼓励出口,换回贵金属,就可以扩大货币发行的基础,这对于GDP的增长有直接促进的作用。用今天的语言概括,重商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外贸主义。它主张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尤其是要垄断对外贸易,以各种经济干预手段来追求国际收支的盈余,从而为国家积累财富。换个说法,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可以说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

但这个模式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早在17世纪,就有英国人批驳重商主义学说,认为政府干预外贸实际上并不能为普通人带来财富,而仅仅是为政府增加收入。这无疑是不公平的。而只有更宽松的经济政策,才会真正使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个人受益。但这样的批评在当时绝对不算是主流。15世纪以来的主流经济思想被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左右着。他们的基本信条是,只要能够实现外贸盈余,为国家积累货币财富,那么国家完全有理由直接干预经济、进行财富“抢夺”。而国家干预经济的体现之一,便是像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南海公司等持有政府“特许状”的国有公司。

重商主义的显著特点除了唯外贸论、政府干预经济等等之外,便是产生了“政企不分”的国有股份公司。这些与政府联系紧密的公司获得经营权的方法是凭借皇家颁发的特许状,特许状赋予它们在某一商业领域的专营权(patent)。英文“patent”一词如今指“专利权”,多适用于发明创新方面。但以起源而论,它的意思却是指得到政府认可的独断经营权力。透过这些手执政府批文的企业,政府实际上成为了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历史上最早的国企,就在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产生了。

但是,当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时,应该由谁来对它进行监管呢?答案是,没有人。监管本来就是政府自身的职责,而已经直接参与经济的政府不可能会自己监管自己,就像在球赛中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球员又是裁判。这种角色的错位,打乱了游戏规则,也使得政府与企业有了在资本市场狼狈为奸、违规操作的可能性,同时,获得政府所授予特权的国企进入市场,必然会利用政治特权对民众的财富进行“抢夺”,这显然不利于民间经济的健康发展。

随着18世纪末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在欧洲确立,重商主义学说逐渐变得不再流行。在今天的不少人眼里,重商主义仅仅意味着一个历史概念。但实际上,重商主义的思维并没有真正消失,在当代,它依然存在着,其表现为两方面:对外,新重商主义政府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对内,政府的权力大肆扩张,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谈到20世纪后半叶秘鲁的经济受到重商主义传统的影响时,就曾总结说:政府的唯意志论,是重商主义理论在今天的典型特征。它宣称,“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是政府主观行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重商主义思维与数百年前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台湾经济史学家赖建诚在《重商主义的窘境》一书里也谈到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商主义”思维。并且,赖建诚认为,虽然现代的重商主义思维在台湾多表现为外贸上的“金块主义”,但就普遍情况而言,重商主义通常是和国家主义并行的,而国家主义则会产生管制经济与垄断利润的追逐。在管制与垄断的情况下,财富的最终流向不可能是普罗大众。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重商主义四个字都与政府扩张的权力、垄断经营以及对自由经济的干预等等情况有割不断的联系。一个受重商主义思维影响的强势政府,不可能在经济活动中考虑“公平”与“合理”这些概念,而在重商主义国家的市场中,随处可见政府代理人的身影。他们像普通的经营者和投资者一样进行着商业活动,但却或明或暗地体现着政府的意志;他们表面上有着最好的经营业绩,但实际上整天思考的却是如何打通层层权力关系;他们有时也会受到政府的惩罚,但更多时候获得的却是庇护;他们自私而贪婪,但这些人的私利却被畸形的市场纽带与国家利益绑在了一起。

如果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重商主义式的经济体,那么这样的改革无疑是不完善的。当然,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不会遵从于改革者的设计,而是自有规律。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过程也是自上而下的民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兴起的过程。当“社会”和“民间”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时,依靠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便难以为继了。但如果“大政府”的模式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无法走出重商主义,说直白点,在这种情况下,钱的大头还是让最有势力的生意人——政府赚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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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是一种宗教?

    译者v1_1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福音派基督徒试图禁止在学校开设瑜伽课程。身体和灵魂之间的界线在哪里?

    恩辛尼达市保罗·艾克中心小学的五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瑜伽,Sandy Huffaker/ Corbis摄

    我12年前开始在旧金山一家新开的工作室“瑜伽树”练习瑜伽,一天,我正在练习后弯——正确的术语叫ustrasana,或者骆驼势——我的身心突然短暂飘入了另一个次元,那里回响着铃铛声,神秘而充满令人眩晕的极乐。下课后,我向老师询问我的体验,很好奇他如何解析我的迷幻状态。 “大概是低血压,”他说。 “后弯会限制你的血液流动速度。你可能需要注意。

    我停顿了一下。 “这不只是头晕。这就像,呃…你买过那种大的氢气球吗?”

    “啊,”他说,开始告诉我经脉的知识 “我们的体内有很多传递能量的经脉,”他解释说,印度教认为经脉至关重要, “正是经脉连接着通往各个次元的道路。”

    当时我对老师能如此轻而易举的在西方生理学与东方神秘学间转换感到震惊。这显示了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在不同的观点中,甚至矛盾的世界观中游刃自如。但它显示了一些体式瑜伽的现实情况,以及它是如何成为神圣和世俗间的桥梁(偶尔也可能是隧道)。有时瑜伽练习者会同时参照两种体系,比如我的老师,其他时候他们把他们与各种奇异的“精神科学”框架相叠加。对于一些人来说,瑜伽的姿势无疑是种祈祷,对其他人而言,这只是项体育运动。瑜伽的绝招是逃避这些明显的矛盾,要求练习者保持安静,躺上垫子,跟随身体的流动。瑜伽是99%的实践加上1%的理论,现代印度瑜伽大师斯里兰卡·克里希纳·帕塔比·乔伊斯称,他于1948年在迈索尔创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瑜伽风格,被称为阿斯汤伽,“练习,接着顺势而为”

    然而,有一件顺势而为的事乔伊斯可能没有预见到,瑜伽陷入了美国的文化战。正如我写的,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公立学校由于把瑜伽当做6至11岁的儿童小学体育课程中的一部分而遭到基督教的父母和一个保守的法律监督组织起诉。诉状称,该计划“实质上弥漫着宗教性”,正因如此,它违反了国家的宗教自由条款。瑜伽 “神圣的科学”的模糊定义违背了非是即否模式的法律体系 ,该体系对守卫美国的政教分离至关重要。

    他们对不参加瑜伽的儿童就受到排斥感到不满——有人戏称这种做法类似德国纳粹。

    文化战发生的地点应该会特别另Jois震惊。 恩辛尼达市是圣地亚哥以北的一个海边小镇,这是阿斯汤伽瑜伽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发源地。从教授上世纪70年代创立的Tirumalai起步,哈达瑜伽的发源地乔伊斯阿斯汤伽学校教学严谨,要求练习者坚定不移的练习一系列高难度姿势和动作。虽然在典型的阿斯汤加工作室很少有公开的印度教哲学讨论,这种形式本身就明确无误的映射了精神修行和焦点冥想。阿斯汤伽瑜伽练习者大多是早晨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中,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完成一系列体位动作,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不总是很容易与A型强迫症区分的精神性依赖,这证实了生活规则对身心的改变。

    生活和身体都受到阿斯汤伽影响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模特,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保罗都铎琼斯二世的妻子索尼娅·琼斯。继乔伊斯死后,索尼娅与乔伊斯的继承人,孙子沙拉斯建立了伙伴关系——这引起一些资深阿斯汤加练习者的不满 。集合阿斯汤加品牌效应,“乔伊斯瑜伽”因运而生,伴随着一系列新款瑜珈服。琼斯和乔伊斯家族还在美国各地成立了一系列乔伊斯瑜伽工作室——包括恩辛尼达市的新工作室,在一些元老看来这无疑是给了20世纪70年代便在镇里建立的老阿斯汤加工作室一个响亮的耳光。

    琼斯家族同时成立了非营利性的KP乔伊斯基金会,拨款数百万美元在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设立了冥想科学中心。该基金会还拨款533,000美元在恩辛尼达市的联合学区(EUSD)小学设立了每周两次,每次30分钟的瑜伽课程。但课程遭到了一些家长抵制。10月他们中的一小部分福音派基督徒在保守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NCLP)支持下来到学校董事会。抗议在艺术课上使用佛教曼荼罗符号,引入“印度教”练习姿势,排斥不参加课程的孩子(有人戏称这种做法类似德国纳粹)。学校董事会对这个伸展运动的宗教解释存有争议,并且毫无疑问诱惑于高额的外部资金,拒绝妥协。所以在二月,NCLP代表一对父母,斯蒂芬和詹妮弗夏洛克对学区提起诉讼。

    这不是此类法院诉讼的通常情况——即使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友善的海岸城市散布着无数教会和保守激烈的社区,尤其是在国家内部。宗教和公立学校的问题的出现通常是由于福音派活动家试图在公立学校散布宗教信息,导致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论的父母的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反对。在恩辛尼达市,局面正相反:圣经的保守派开始撞击他们通常试图绕过的同一块世俗基石。

    正如记者凯瑟琳·斯图尔特在《宗教先锋报》中所尖锐指出的,为夏洛克家族辩护的NCLP首席律师——迪恩布罗伊勒斯——隶属于一个强大的右翼合法组织,名为捍卫自由联盟(ADF)。 ADF为在公立学校的福音派活动辩护,其中包括禁欲计划,“品格教育”课程,称为福音俱乐部的小学学生课后圣经学习小组。斯图尔特写了一本关于在公立学校推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书,书中指出恩辛尼达市的区的所有学校已经举办福音俱乐部,这显示了多少宗教思想(基督教,或者至少是基督教的道德说教 )已经存在于公共教育周围。

    恩辛尼达市的情况实际是另一种物质利益冲突。取代对抗世俗主义,激进的基督徒现在间接把矛头指向另一种宗教。这种宗教认为,伪装成世俗的体育文化在他们的观点里是不对的。争斗并不只是发生在法庭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假象的宗教战争。

    一月,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导了争议。报导聚焦了恩辛尼达市的一位家长玛丽·伊迪相信印度教意图通过伸展动作来灌输其宗教思想。伊迪抱怨,在瑜伽练习开始前,学生要先向太阳致意“要感谢太阳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带来阳光和温暖”。大多数家长和读者会勉强同意这个无伤大雅的童话情绪。但是伊迪通过偏执的解释点燃了福音派教徒的忧虑,抗议在瑜伽中隐含其他信息,福音派相信孩子们正在被灌输崇拜太阳。此外,伊迪暗示计划背后潜藏着一个朦胧的,对冲基金支持基金会,其创始人相信阿斯汤加瑜伽的精神效益。

    但是,让我们看看另一面,伊迪的投诉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宗教效益,是哪个隐藏在她身后的宗教组织忧虑儿童被诱惑而崇拜太阳呢?正如瑜伽作家卡罗尔·霍顿在其2月的博客中指出的,伊迪恰好是福音派组织truthXchange的项目经理,其组织的创办理由是为了制止全球异教崇拜的蔓延。从他们的网站来判断该组织的世界观比较保守,类似摩尼教: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是盲目崇拜宇宙本身(“一元论”)或是适当的崇拜外宇宙的创造者(“二元论”)。

    这一公式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无论是“异教徒”(大概是“印度教徒”)的唯心主义,还是科学的坚持唯物主义,双方都一样不寻求折中。而在神圣与世俗,身体和心灵间寻求平衡,使得瑜伽这种体操更加可疑。即使如“幸福”和“压力管理”之类的的目标也令人警惕。“课程中宣称(瑜伽是)为了塑造学员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伊迪告诉NPR。“意思是塑造学员调节自己的情绪,看待自己的的方式。”

    面对这类老生常谈的质疑,学校董事会,与KP乔伊斯基金会代表一致坚持认为瑜伽项目是一个无关宗教元素的纯粹养生运动,大多数记者的反应始终站在同一阵线(不确定),嘲笑福音派对瑜伽的过度恐慌。在一个如美国一样的表面上的世俗社会,官方高举科学大旗的国度,这些反应是有意义的。每天的伸展运动会给他们灌输异国信仰的指控,会使大多数随意的的瑜伽练习者大吃一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案的法官就是这样一个练习者。法官约翰·迈耶上个月令人惊奇的在法庭宣布,他最近开始练高温瑜伽(“出汗瑜伽”),他指出:“如果你认为我做的有精神本质,这连我自己也闻所未闻。”

    美国瑜伽练习在休闲运动和健身之间游移,有时穿低胸瑜伽服,有时戴有异国风情的面纱

    许多练习者会理解法官的困惑,因为高温瑜伽与其装饰着一排镜子的练习室和连锁机构,经常被认为是亵渎和商业化瑜伽的一个缩影。对无数瑜伽爱好者而言,现代瑜伽纯粹关于现世,在大多数消费者看来瑜伽最重要的功效是塑臀。但是,瑜伽可以,而且经常是,更多的东西。许多教师(我觉得很多)在讲授中把瑜伽包装称新时代的万能药,并且很多工作室的装饰隐含着异域风情及神秘的氛围。但瑜伽的心灵模式并不仅仅是那些解释印度教哲学的咖啡桌书籍,或者门口伟大的主象头神的雕像。就如霍顿和其他涉入这件争议的瑜伽博客作者不得不承认的——不同于EUSD所称孩子们只是在做拉伸运动——虽然经常很难加以阐述,但是练习的深厚体验超越了体育文化。在这一点上,保守派主导的NCLP可能会同意。

    然而特定的法律问题是,乔伊斯课程的特定组合是不是“宗教”。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NCLP请来了哈佛毕业的学术家坎第冈瑟布朗,印第安纳大学宗教学副教授。虽然布朗本人主要研究福音派和医治祷告,她为NCLP提供的37页简短报告正确地认识到,今天的体位瑜伽的演化融合了中世纪哈达瑜伽,现代的印度教复兴运动,英国体育文化,以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起源的神秘学说,神学和自助哲学催生了“新时代”。布朗的错误在于不知变通的将这些明显的现代化混合贴上“宗教”的标签—— 一个拉丁基督教术语,这与基督徒把自己定位为世界最高的信条,圣餐,圣教体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宗教”一词是否能充分涵盖古典的印度教世界,更不用说令人目不暇接的传统延伸出的现代化融合后的印度教。

    要是现代体式瑜伽是既不是宗教,也不是世俗,而是两者之间,或某种超出这一限定的东西,其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部分就在于中庸呢?正如Stefanie Syman 在《微妙的身体》(2010年)中所述,她研究了瑜伽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美国瑜伽练习在休闲运动和健身之间经历了超过一世纪的游移,有时需穿低胸瑜伽服,有时会戴有异国风情的面纱。
    正是这种游移——对于许多练习者而言每次躺在垫子上的感受到的人体流动——才“是”瑜伽。

    这种流动很难阐述:有时你能看到,有时则看不到。而布朗教授太过狂热的沉溺于拘泥于表面,认为对太阳致意“符合宗教崇拜”,并把融合气息的体内循环比做诱导性毒品。“诱导人们进入佛教的三味宇宙”(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其他论据最初看起来像基督徒阴谋论,然而,也隐含着真理。布朗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世俗化”的瑜伽,新手刚开始的时候享受练习给身体带来的益处,接着就会开始接受教师的精神引导,最终深入印度教的世界观。

    撇开布朗意指的瑜伽的恶劣影响,瑜伽一直是各种声音共存。大多数瑜伽教师习惯在瑜伽中装饰越来越多的神秘色彩。最终,至少在我的经验中,身体收束法催生了想象中的能量中心。而头晕感被误当成脉冲,但是,布朗最有趣的论据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福音派基督教恐惧瑜伽的关键——完全超越了宗教语言。布朗声称,恩辛尼达市的瑜伽的课程推动了印度教和美国形而上的宗教,“不管这些练习是不是用宗教或者印度教语言教授的”。换句话说,精神的力量——或者说威胁——不在于练习瑜伽所捆绑的语言中,而在于练习本身。

    虽然我怀疑它是错的,但我喜欢这个想法。我喜欢它,因为它以某些方式或多或少激发了幻想,一些工作压力较大的汽车经销商或足球妈妈去健身房参加瑜伽班(也许是因为教练挺可爱),然后,半路通过实践——也许还在鸽式伸展阶段,或摇摇晃晃的乌鸦式伸展阶段——瑜伽之蛇露出了毒牙,一股极乐之泉窜上了她的脊椎,眼前突然万花齐放,耳边响起美妙的风铃。

    当然,布朗的说法没有这么夸张。她声称,不同于新教注重文字表达,东方宗教通过直接的身心融合的练习表达奉献。从这些传统中进化而来的体操永远不会和宗教脱离关系。因为宗教——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灵性” ——已经蕴含在体操中。这是对宗教意义极为保守的观点,包含着对现代体操练习者改变这些具体含义的欣赏,更不用说MRI扫描和其他工具的干涉,量化瑜伽和冥想对身心的影响。但布朗的观点自相矛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与西方寻求者在瑜伽练习中所持有的主要狂热一致,现今的不切实际的体操动作竞争承载自古代圣贤,一直能回溯到远古时代。

    幸运的是,瑜伽的精神疗效超越了法院的职权范围,不论那种疗效被阐述为至善还是恶魔的诱惑。但对布朗批判的恩西尼塔斯课程本身,我不得不说的是,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拥护者,我赞同一些她的顾虑。细节决定一切,如果布朗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乔伊斯基金会和学区的合作伙伴可以做的更好,从教学材料中将精神语言和宗教符号剥离——比如中国太极,阴/阳符号,或帕坦伽利的八部功法图表。

    这就是说,我不相信基金会试图通过走后门走私“印度教理念”,更不用说太阳神苏利耶。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教学材料会赶走练习者,因为随着人们拥抱更广泛的治疗方式,全面的语言和“东方”形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且有越来越多人们认同这是“精神”,但不是“宗教”。真正的问题是,现代瑜伽和冥想的确会造成真正的身心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再被视为具有宗教或精神本质。正如宗教历史学家凯瑟琳·艾博所认为的,美国的形而上学传统成功的一种方式,是简单地溶入文化。例如精神高于一切的基督教科学信仰直接溶入了企业自救研讨会。即使是EUSD案中的原告,詹妮弗·夏洛克,也难置身其外:除了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基督教宣扬者,詹妮弗·夏洛克还是一个“合格的迈尔斯·布里格斯顾问” (迈尔斯·布里格斯是一个基于荣格的深奥理论所创立的心理治疗体系(相当反基督))。

    流行的形而上学已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无论我们是否想要学习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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