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科普讲堂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什么重要区别?

已经有很多精彩的回答了,特别是@苏芸非常文艺的答案。两种工作都做过,所以打算从更实用的角度给分析一下为什么科学家和工程师会有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这实际上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革命性新技术的新技术都是靠科学家的推动出现的。科学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哪个地方出现呢?他们不在出现,他们的工作都在初始研发R&D之前!科学家的使命是发现或者发明新的技术,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开放的,他们做事情的目标通常也是模糊不量化的。举例来讲,科学家会去寻找一个新的电池材料,让储能和放电效率成倍提高,至于什么材料一般很少有约束条件,最多是说单位体积储能越多越好。

科学家们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是发散的,他们会建立各种理论模型,测试各种材料,做大量计算和试验,尝试各种道路去寻找最佳的材料。如果把科学家工作的结果记录下来,会是这样一棵树,他们会在树上标注出每个叶子是死路还是活路,然后摘出最高的一片叶子,做出一个粗糙的原型验证这一结论,高高兴兴去发表论文。比如,他们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材料,能够让电池储能密度大100倍。他们会对自己说:“了不起的突破啊,赶紧申请专利然后宣布出去!”。有了漂亮的实验结果和一流的论文,他们的工作一般到此就结束了。

轮到工程师上场了,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封闭的,做事情的目标一般也是清晰量化的。他们的问题是产品经理丢给他们的,产品经理手头有经费预算、有市场期望、有市场上可能的技术的可行性报告(就是科学家画的那棵难看的树)、也有一些科学家做出来的粗糙原型。比如,工程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1年内,有100万预算,做出一款性能是目前产品10倍,价格是现有产品的10分之1的手机电池,还要能通过主流市场的安全认证。(工程师说,你让我死吧!!!)

通常工程师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是收敛的,他们会在上述大树里面砍掉各个分支,找到一个够用的叶子(@张宇辰说的妥协)。接着刚才的例子,工程师开始确定产品技术路线了,可行性分析阶段,发觉科学家论文里描述的最优秀材料好是好,但是太容易爆炸了,把这个分支砍掉;再看另一个分支,材料太贵,砍掉;再看一个分支,不容易加工,砍掉……直到找到一个材料什么条件都符合。好那么就用这个材料来做电池,下一步就是确定产品设计、加工工艺、经费分配、时间表等等开始干活。

产品发布了,工程师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吗?刚开始!还有售前工程师要对客户和合作伙伴做技术培训、有产品工程师负责产品日常维护(小改款)、有售后工程师负责到处救火,万一产品发布出去市场反响不好,研发工程师还要考虑技术改进,等等等等……

以上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对于任何创新型企业来讲,两类人才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工程师需要面对市场需求,而需要科学家给出创新的第一推动力。一般只有大型的企业和大学才养得起科学家,因为养科学家真的是很昂贵的事情,而且你不知道这只母鸡啥时候下蛋——也许他一辈子都放不出一个屁,也许他就是下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另外科学家需要宽松的土壤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力长出一棵思维的参天大树。

唔,就是这样。上个xkcd的花絮:科学家就是傻乎乎地寻找事物的规律,并记录下来——每次动那个拨杆都会被雷劈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玩意儿来发电。

五一刚过,祝各位劳动者回到岗位工作更上一层楼。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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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小姐”的脸到底有多相似?

编辑的话:2013年“韩国小姐”选美大赛开始之后,最先曝光出的20位佳丽面容之酷似,让人们惊叹不已。我们在黄嘉斌的个人博客上看到了这篇有趣的 分析文章(英文)。在得到翻译授权后,死理性派将本文编译发布,以飨读者。

 

(原作者/黄嘉斌 译/小行踪)前一阵,一张集合了20 位“韩国小姐”选美大赛大邱区选手的GIF图(见下)广为流传,世人纷纷震惊于韩国整容技术的高度一致性。有网友称“韩国整容界的混乱终于在这一张脸上体现出来了”。那么,这20位韩国小姐的脸到底有多相似?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揭开谜底。

 
 
 
 
 
 
 
 
 
 
 
 
 
 
首先,放出20位佳丽集合图,并对她们进行编号(第一列从上往下依次为1-4号,第二列为5-8号,以此类推)。
 
 
通过简单的计算摄影学方法,可以将20张图片的特征集合到一张图片上,得出这20位佳丽的“平均脸”。结果如下:

然后,通过一个视频来观察一下这20张脸的渐变情况,看看每张图片之间的变化幅度。

到目前为止,只能借助上面这些可视化对象进行定性分析,通过主观评价得出结论(结论是像呢还是像呢还是像呢?)。接下来,还需要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步,要构建这些选手面部的“特征空间”。不过,由于选手在拍照时的姿势差异和不同的发型干扰,我们不能用标准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构建特征空间。因此,需要用一种鲁棒性更强的PCA,来进行脸部图像的低秩部分(low rank part)分解和稀疏误差(sparse errors)分解,如下图中的三个例子所示:

第二步,通过奇异值分解法(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可以得到这 20 张脸的“特征脸”以及对应的特征值,从下面这张曲线图中可以看到,没有特征脸的特征值大于等于 7,因此这些图像数据的秩为 6。

将 6 张特征脸图像化如下,其中包含了20张脸部图像的主要变化。

第三步,将每张脸投影到特征脸上,分析出这些脸部图像在特征空间中是怎样分布的。下图是 20 张脸的特征系数曲线,可以看到,大部分特征差异都集中在前两个特征值上。

再将每张脸对应前两个特征值的系数绘制成图,就可以看出这 20 位选手的外貌特征有多相似(分布越近的点代表相似程度越高)。

第四步,通过两两对比来比较这些参赛选手互相之间的外貌相似程度。下图中,方块颜色越蓝表示两者越相似,越红表示越不相似。

通过对上图的统计,可以得出下面这张横向对比图,横轴代表选手编号,纵轴代表差异程度高低。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20位“韩国小姐”参赛选手之中,与“平均脸”最接近,也就是与其他人长得最像的三位分别是7号、12号和15号选手。

而与其他人外貌相似程度最低的三位分别是 1 号、2 号和 6 号选手。恭喜她们!

5月3日,“韩国小姐”大邱赛区的大众投票结果出炉。前五名分别是5号、 1号、 15号、20号与19号佳丽。其中位列二三名的1号与15号佳丽分别在“最相似”与“最不相似”三人组中。这似乎与那个著名的观点“大众脸很吸引人,但最吸引人的却不是大众脸”有所巧合。

当我们在前两个特征值系数图中找到前五名佳丽(红点标记),可以发现,大众在投票过程中似乎避开了选择互相之间外貌非常近似的佳丽。

友情提醒:整容结果可能跟你的预期不一样,进行韩式整容需谨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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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文字及图片部分均转载编译自Miss Korea 2013 Contestants Face Morphing
原作者:黄嘉斌

 

本文由黄嘉斌授权果壳网(guokr.com)编译发表,未经书面许可严禁转载。

This original work is under Creative Common Licence 3.0

袁隆平,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本文作者:小蓟·夏静好

北京时间 2012 年 1 月 31 日晚 10 时 30 分,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右)在吉隆坡城中城国际会展中心为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左)颁发 2011 年 “马哈蒂尔科学奖”,以表彰他为热带农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马哈蒂尔科学奖主要授予全球范围内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热带各种问题作出贡献和革新的科学家、研究学术性机构及组织,奖金额为 10 万元马币(约合 20 万元人民币)。马哈蒂尔科学奖基金会颁奖给袁隆平院士的理由是:以独创性思维和胆识,在水稻这一热带主要作物的育种中冲破经典理论束缚,使杂交水稻这一创新性成果带来全球水稻生产及可持续性革命化的发展。(图片:张纹综/新华社)。

袁隆平:会种地的大师

在中国,袁隆平的故事中少不了人们对饥饿的记忆。这位能让水稻增产 20% 的杂交水稻之父是个挺踏实的人,找他给书签名,他便签上名字,再加上日期,一个字不多写。当有人说,讲讲你的梦想吧,他只想得出那些跟庄稼有关的梦想:“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坐在水稻下乘凉……”

1999 年,袁隆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这个梦想。那一年,在中国,他还不那么出名。有人记得,1999 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袁隆平亲自站在湖南省展台前介绍杂交水稻——身后是水稻,侧面是他在稻田里的大照片。有性急的游客指着照片就喊,“咦,这就是照片上的人耶。”袁隆平讪讪笑着点头,“是我是我。”然后指着身后,向游客介绍他的杂交水稻。

在那之后,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拿了中国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拿了世界粮食奖和以色列的 沃尔夫奖 ,声誉渐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他。

那是个中国人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无特色,却能解决真问题。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出现时爱穿那件有大棉袄气质的白西装,说着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外媒喜欢强调, “那是与毛泽东类似的口音”,另有中国媒体考证出来,他的白西装价值 500 多块人民币。

1990 年代,袁隆平曾 3 次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均以落选告终。有人私下推测,这是因为袁的研究过于偏重应用,不够基础和尖端,但官方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他不喜欢在媒体上露面,根据他办公室的说法,原因很简单:太浪费时间了,而最终的内容又大同小异。他的一个助手解释:他已经尽力配合了,上过中央电视台,上过凤凰卫视,还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中国的形象短片——在那个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的半袖衬衫,没穿那件白西装。

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要仔细讲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工作会对我们的将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大家又都开始面面相觑了。

【袁隆平还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中国的形象短片——在那个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的半袖衬衫,没穿那件白西装(图片:wnyc.org)】

“爱好——自由,特长——散漫”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农民模样的袁隆平并不是出生在农民家庭的孩子。他出生于 1930 年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他的一位姨妈在协和医院担任护士,他的出生档案上还有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的签名。袁家家境优良,父亲是东南大学毕业生,母亲是教会学校高材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母亲告诉袁隆平:要博爱,要诚实,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袁隆平说: “母亲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

根据某本传记,他是在 6 岁时随大人郊游去了一个农村的果园,就此喜欢上了田园;另一本传记则认为他最早爱上农村是在 15 岁。不过,无论是 6 岁或是 15 岁,都刚好绕开 “八年抗战” 时期。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战争的田园给袁隆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又加上不甚喜欢数学,读大学时,他报考了农学系。

1953 年,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根据袁的口述回忆录,毕业鉴定上写着 “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毕业后,袁去湖南安江农校担任教师。这大概与今天的支教青年有点儿类似,不过,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袁的 “支教” 并不轻松。

做教师期间,袁隆平跟对门学校的女老师谈过一次长达数年的恋爱,对方最后还是放弃了他,选择了一个“出身比较好”的男青年, “做出了在政治上 ‘要求进步’ 的选择”。直到 33 岁,袁隆平才与自己从前的学生、同样 “家庭出身不太好” 的姑娘邓则结婚。之后,除去时代带来的一些波折,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普通而 “美满”。

袁隆平和妻子邓哲。邓哲是安江农校 59 届毕业的学生,袁隆平教过她们班的课。不过,他们谈恋爱却是在 1963 年,那时邓已工作,在离安江不远的两路口农技站当技术员。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 “闪婚”,相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婚后,袁隆平亦庄亦谐地对邓则说: “你那个 ‘则’ 字多不好听,没准人家还听成个 ‘贼’ 呢!我看你还是叫 ‘邓哲’ 好了。‘哲’ 字有聪明的意思,你嫁给我就是聪明之举!” 邓则扑哧一笑,欣然同意。自此,她改名为邓哲。两人相濡以沫,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我之所以能在杂交稻上取得成功,是妻子用理解和柔情铺垫的台阶。” 袁隆平说。 (图片:[左]bbs.tiexue.net;[右]usuibin.blshe.com)

“搞小麦,觉得在湖南没有前途;搞红薯,觉得是个搭头,意义不大”

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灿烂的农学明星是苏联人 李森科 ,他继承了拉马克的思想,认为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认为是 “反革命” 和 “资产阶级” 的。最初,根据李森科 “简便易行” 和 “立竿见影” 的 “无性杂交” 理论,袁隆平尝试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身上。第一年,他大获成功,土里挖出了马铃薯,茎上收获了西红柿。然而,到了第二年,把去年收获的种子种到地上,长出的西红柿跟普通西红柿一点区别也没有。

土豆西红柿的故事发生在 1960 年和 1961 年,那两年间,除了土豆西红柿的实验失败,袁隆平印象最深刻的,还有饥饿。那段时期,袁隆平亲眼目睹了路边、桥头和田坎的尸体,也体会过饥饿的日子里, “肚子空空,身体没力,两腿没劲。晚上睡觉,被窝冰凉,始终也睡不热……” 1961 年的春天,因为 “搞小麦,觉得在湖南没有前途;搞红薯,觉得是个搭头,意义不大”,袁隆平决心去研究能填饱肚子的水稻。

某本自传中提到,他曾从田里精选了一棵穗大饱满的稻子,收获了 1024 颗稻种,把它们种在田里。然而,最优秀的稻子长出的后代居然高高矮矮,有早有迟,没有一株的性状超过前代——这让他忽然想起了正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杂种的第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那么,去年那棵穗大粒多的稻株,应该是一棵天然的杂交水稻。

小概率事件促成的农业技术革命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作物产量的做法,从 1920 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出身于政治豪门的美国小伙子华莱士发现了杂交玉米的秘密——杂种玉米的个儿硕大又整齐。华莱士和朋友专门成立了公司,利用杂交育种技术改良玉米种子,仅用了 10 年,这个公司的业务从北美洲扩展到了欧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创造了华莱士家族巨大的财源。华莱士后来尝试从政,做过美国农业部长,还做过商业部长和副总统。

1960 年代,利用杂交育种方法,美国的 诺曼 · 博洛格在墨西哥培育了抗倒伏麦穗大的高产小麦。事实上,在博洛格的半矮秆小麦之前,小麦几乎不需要施肥——超过了一定限度,施肥越多,小麦的倒伏会越严重,产量越低。但博洛格的 “奇迹小麦” 长得矮,不易倒伏,启动了施用化肥的现代高产农业的开端。所以,博洛格也被视为上世纪第一次作物绿色革命的开创人。1970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没看错,是和平奖,以奖励他带领人们战胜饥饿,“通过和平的努力恢复战争创伤”。

1962 年,带着对那棵杂交水稻的问号,袁隆平自费去北京拜访专家。在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中,他读到了大量新鲜的外文资料,知道了杂交玉米的成功,也知道了小麦杂交育种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他该做的就是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方法了。

【1976 年,袁隆平(右)与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图片:新华社)】

杂交水稻育种迟迟没有突破是有原因的。与玉米相比,水稻的杂交很困难。人类的 3 种主粮作物中,玉米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雌花和雄花在植株的不同部位,分离得很清楚,最容易进行杂交。而小麦与水稻是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雌蕊和雄蕊包覆在同一朵花苞中,要实现杂交,很不容易。博洛格的小麦杂交是利用一把镊子和一个放大镜进行的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根据资料,博洛格经过 20 几年、3 万多次杂交试验才得到了抗病又矮秆的 “奇迹小麦”。

而杂交小麦的办法用到水稻上却不可行,因为水稻不仅花极小,一朵花只结一颗种子,而且花粉也只在极短时间内具有活力。操作上的困难让人们很难用手工杂交的方法来提供大批量的杂交种子以满足大田生产的要求。在当时的国际水稻学界,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水稻是自花传粉作物,杂交没有优势,即使有优势,也由于无法提供大批量杂交种子,水稻杂种优势还是无法用于大规模水稻生产。但从北京回到湖南后,袁隆平还是决定从那棵穗大粒多的水稻身上寻找杂交水稻的钥匙。

过了三四年,检查了 1.4 万棵稻穗上的小花,在当时的中科院院刊《科学通报》上,36 岁的袁隆平发表论文,描述自己在水稻身上的发现:他发现了 4 棵雄蕊没有生殖能力的稻株,而这种雄性不育的特征还可以遗传。于是,袁隆平说: “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雄性不育。”

“文革”期间,学校已经贴出了针对袁隆平的大字报,批斗行动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才得知,是国家科委看到了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的论文,特意下发文件,要求湖南科委支持袁的水稻杂交试验——之后的每次批斗,科技部公函就成了袁隆平的护身符。

【1973年,袁隆平培育经过 9 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能够大面积实地栽培杂交水稻品种。他在 1981 年被授予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在国际上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图为 1975 年 11 月袁隆平院士(右三)与同事李必湖(右一)观察水稻是生长态势(图片:新华网)】

1970 年 11 月 23 日,海南岛野生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海南本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一个长满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棵他们需要的植株——那棵野生植株贴着地面生长,拥有败育的花粉。杂交了数代进行选育,他们淘汰掉了那棵植株的一系列不好的特性——匍匐生长、叶窄、茎秆纤细,容易落粒……花粉败育的特性仍然保存了下来。

那株野生稻被取名为 “野败”。从 “野败” 开始,水稻领域的一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农业技术革命。事实上,就在 “野败” 被发现后不久,大约在 1972 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了他们的杂交水稻研究,原因是 “很难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

今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网站上,对杂交水稻的解释中说, “比其他稻种都要高产。” 谢放鸣解释道: “在相同的气候、土壤、肥料环境下,杂交水稻比普通水稻高产。用相同的投入,杂交水稻要比常规水稻高出 20% 以上的产量。” 谢是袁隆平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目前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负责全球农业磋商组织的杂交水稻研发项目。

【在海南三亚发现 “野败” 的现场(图片:新华网)】

“最好” 不是 “更好” 的敌人

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水稻田里,有 58% 的水稻是杂交水稻,这个比例在美国是 40%,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平均约为 8%。曾任美国总统农业顾问的唐 · 帕尔伯格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 “是和平探索对暴力冲突的胜利,也给那些持中央统一管理必将窒息地方创造观点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不过,帕尔伯格认为,中国人战胜饥饿的另一个方式是 “计划生育”。在他的书中,助力中国战胜饥饿的两位英雄分别是:袁隆平和马寅初。

然而,粮食增产与农民生活改善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杂交玉米推广后正逢经济大萧条,华莱士不得不负责一个叫作 “农业调整处” 的部门,削减包括玉米在内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停止生产的农业工人支付工资。对上世纪的整个绿色革命,也时有批评声传来。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尤其可以体会,“最好” 是 “更好” 的敌人。帕尔伯格总结说:

赞许来自那些关心粮食生产和希望摆脱饥饿的人们,而反对意见则来自那些以减少农民收入不均为主要目标的人。

不过,当时有人反对的主要原因是高产品种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的雇佣农业——农场主对农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少;粮食的产量愈高也许就意味着价格会愈低。

袁隆平并不担心这类冲击,他的理想很简单,希望农民可以利用高产的种子 “种三产四”,“多余的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2011 年 4 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 “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李昌平解释:今天的三系杂交水稻 “稻种” 只能种一季,农民只能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稻种,这让他们失去了种子主权,不仅失去了与种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学家能有配套措施让农民自己种一部分可以留种的种子。

要从杂交水稻选育出能高产的纯种水稻很难,就像把一堆沙子里的红色沙子挑出来,成本上划不来。一位植物学研究者解释:增产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杂交选育形成可以把优点稳定地传给后代的品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 “粮食不足” 与 “无法留种” 之间,我们选择了先解决前者。

而对于农民自己种植常规种子的建议,一位育种专家则认为,“看上去不错,但因为目标并不明确,实施起来很难。”

对李昌平的公开信,袁隆平没有做出回应。不过,很显然,“粮食不足” 与 “无法留种” 之间,他继续致力于解决前者。最近几年,袁正致力于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级水稻,继续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化肥对土地的肥力不会有破坏作用

虽然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并未得到回复,李昌平还是评价道: “袁隆平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袁的学生谢放鸣认为,

袁老师是个专注的人,特别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不理会外界干扰。这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不过今天的年轻科学家已经很难做到了,毕竟环境不同了。

对于这位专注的科学家,几个研究水稻的同行说,“袁老师是很和蔼的人”;采访过他的湖南老乡说他是个 “幽默风趣的人”。有一次与人对谈,对方提到他 “擅长小提琴”,他会悄悄告诉对方, “其实,后面有人放音乐,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装装样子而已。”

不过,12 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梦” 在中山大学的对话活动现场,坐在 4 位嘉宾中间偏右的袁隆平双手紧紧地贴在大腿上,身体略显僵硬地左倾——很显然,他还不太习惯聚光灯下的环境。

【2011 年 12 月 10 日上午,袁隆平在中山大学梁銶琚礼堂 “中国梦践行者中大行” 做专题演讲(图片:冯飞/南方周末)】

【有一次与人对谈,对方提到他 “擅长小提琴”,他会悄悄告诉对方, “其实,后面有人放音乐,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装装样子而已。” 图为袁隆平拉小提琴(图片:cpcchina.org)】

从会场下来,工作人员奉上茶水,未及喝一口,一堆记者围上来。他笑了笑,眷恋地看了那杯茶水一眼, “好,那就开始问吧。” 有记者问他看待转基因的态度,袁隆平有点无奈——这是他回答过多次的问题,最近的一次,是两个月前, “愿为科学献身试吃抗病抗虫转基因大米。” 不过,他还是耐心地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一些对抗病虫害的转基因,我们也许需要谨慎地对待;而对另外一些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转基因,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事实上,对于转基因这类新鲜技术,比他小几十岁的同行说,“袁老师的开放态度是我们也比不上的。”袁的小儿子袁定阳,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系之后,一直在从事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把光合作用效率较高的玉米 C4 基因转入水稻中。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了,袁隆平舒了口气,几乎要把那杯茶端起来了,然而,很不幸,有人提到了当下热门的有机农业。他态度激动起来,那杯水也放下了: “没有化肥,就无法提高产量,无法养活中国的十几亿人口,” 他说, “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做过一个几十年的实验,化肥对土地的肥力不会有破坏作用。” 说话时还特意摆了摆右手,用以加强话语中 “不会有破坏作用” 的效果和表现力。此时,秘书前来汇报,车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应该累了,中断了那场关于有机农业优劣的辩论。

回来后,翻开他签过名的那本硬质封皮的文集,中文部分的最后一篇是他亲自翻译的《漫长之路》,讲的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以南约 60 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一块一公顷的土地。自 1963 年开始,人们在那块土地上不间歇地每年种两季水稻,稻草不还田。45 年后,“答案几乎是出人意料的”,“长期集约式种植水稻和使用矿物肥料,可能并不会降低土壤生产力,事实上,如果耕种得法,甚至还能改良土壤。”

参考书目

  1. 《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唐 • 帕尔伯格 著
  2. 《袁隆平口述自传》,辛业云 访问整理
  3. 《不再饥饿》,邓湘子 叶清华 著
  4. 《袁隆平传》,庄志霞 著

关于本文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文章 袁隆平:会种地的大师

题图来源:shuren100.com

吃货能击退入侵物种?不要太天真了!

微博上一条题为“818入侵大吃帝国的外来物种们”的长微博被广泛转发,国内的吃货们在调侃戏谑之余,也津津乐道于吃货们的伟大力量,中国吃货竟然能将如此众多的令别的国家头疼脑热的入侵生物送入坟墓,拯救世界岂非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先不说能不能消灭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入侵物种吧,单是中国的入侵物种,中国环保部门曾在2003年和2010年颁布过两批有重大危害的外来入侵生物名单35种[1, 2],但这区区35种显然不能代表中国的外来入侵物种现状,按照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和农业部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给出的数据,中国目前记录在案的入侵生物有754种[3],估计每年照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吃货们解决外来入侵物种问题?你们想得太天真啦。

什么是入侵物种?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是引进物种的一个子集。如果一个物种被人为引入一个其先前不曾自然存在过的地区,并具备了在无更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当地发展成一定数量的能力,以至威胁到了当地生物的多样性成为当地公害,就可称之为“入侵物种”[4]。

一个物种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入侵生物,几千万年以来全球的生态系统里不断上演物种更迭的悲喜剧,但这个过程是缓慢和只能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而人类改变了这一切。

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种移动优势:交通工具。这就使得某些物种可以搭着人类的顺风车轻易到达它们从未抵达过的陌生角落。大量的引入物种面对的是它们在短期内所不能适应的环境。那些人类出于某种经济目的主动引入异域的物种,人们往往要为它们主动创造出合适的生境它们才能生存下去。

但少部分物种,借助人类的力量来到了属于它们的新大陆,这个新的环境意外地适合它们生存,那么它们不借助人类也能活得很好。如果一旦逃离了人类的控制,那些在原生地遏制它们种群增长的因素完全不见了,那么这些物种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形成野外种群,或者通过那些潜在的生存优势以数量侵夺原生物种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或者食性广泛来者不拒直接以原生物种为食,或者能够分泌毒素和其它抑制本土物种生存的手段。

同时入侵物种并不一定是生就一副尖牙利齿,全副武装消灭其他所有生物的样子,在一个地方的种群受到有效抑制的物种,在环境因素不同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入侵物种。

在熟悉这些基本概念后,我们将逐条来分析这条长微博所包含的错误。

小龙虾:天下吃货不止我们一家

其实第一条是错误最少的。中国的吃货的确对于消灭作为入侵物种的克氏原螯虾起了重要贡献,而错误的部分则是,世界上的吃货可不止我们一家。

入侵物种具有地域性,我们谈起入侵物种时,必要说起入侵的地区。因此这句话的表述本就并不恰当。

关于小龙虾的身世,瘦驼曾经有一篇文章:小龙虾究竟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在此不再详述。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克氏原螯虾绝非只在中国被当作食物,甚至中国也不是小龙虾消费的主要市场。美国、柬埔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非洲和欧洲多国、加勒比海地区都有养殖食用克氏原螯虾的历史和传统,在美国,98%收获的小龙虾来自于其原产地——密西西比河口的路易斯安那州。在1990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龙虾产量占当年世界小龙虾总产量的90%,同时在当地就食用了世界小龙虾总产量的70%[5]。每年的四五月,在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的许多个有小龙虾出产的城市都会举办“小龙虾狂欢节”(Crawfish Festival),在那几天美国人民人山人海,架起露天大锅,用盐、柠檬汁、咖喱、肉桂粉和超辣的卡宴辣椒烹炒成吨的小龙虾,场面更是疯狂热烈。

美国人民烹饪小龙虾。图片来源:trbimg.com

牛蛙、福寿螺、罗非鱼:被中国吃货们抛弃的入侵物种

关于美国牛蛙(Rana catesbeiana)、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ata)和罗非鱼的叙述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因果。事实上,这几个例子说明了盲目引进外来物种作为食物而不考虑市场容量的后果。

简单说来,这些物种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外来入侵生物,恰恰是当初的引入者高估了中国吃货们的战斗力加之缺乏有效的养殖控制和环境隔离造成的。

美国牛蛙原产北美,在美国就叫bullfrog,以交配期间粗犷低沉如同牛叫的鸣声而得名。牛蛙不仅是北美现存体型最大的蛙类,同时也拥有彪悍的个性和一副好胃口,它的食谱远远越过了普通蛙类吃的昆虫、蛇、鼠、鱼、龟、螯虾,任何它能捉到的活物甚至包括多种鸟类。即使是它的蝌蚪,也对所在水体的小型鱼类造成威胁。

因为养殖条件粗放,加之早期人们完全没有对于引入动物的控制意识,在亚洲,牛蛙很早就逃逸到野外,成为野生物种并进而成为入侵生物。有记录的牛蛙入侵中国的时间是1959年[1, 3],从香港入境,但更大规模的入侵是在80-90年代经济开放之后,华南各地“特种养殖”,大量陌生的动植物被视为发家致富的金钥匙而引人国内,牛蛙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对于牛蛙,与中国原生的野生蛙类如棘胸蛙、虎纹蛙、黑斑蛙相比,肉质太过粗柴,入不了饕餮之徒的眼,导致当初其销路并不佳。于是大量的养殖场所被荒弃,逃逸的美国牛蛙也就取代了许多原生蛙类。

与此类似的是福寿螺。福寿螺产自南美亚马逊河流域[1, 3],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食物被引入台湾养殖,后因肉质不佳而被大量丢弃,遂成泛滥之势。80年代后大陆并没有吸取教训,引入的后果是重蹈覆辙。因为繁殖能力极强,如今福寿螺遍布华南几乎所有的水体。

如果说口味不好算是可以勉强原谅吃货们的理由,那么罗非鱼成为入侵物种则更多是因为文化传统和接受度低造成的结果。

罗非鱼其实并不是一种鱼,而是丽鲷科的丽鲷属Oreochromis和非洲鲫鱼属Tilapia多种被引入国内养殖鱼类的统称。它们肉质鲜嫩,食性广泛,是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推荐的蛋白质来源,在美国、以色列、印度都有机构做养殖育种。

但在中国,它的问题出在接受度上。因为外貌完全不同于传统上养殖食用的四大家鱼,加之罗非鱼生长迅速,便被某些不接受者视为“粪水养出来的”。这种看法(或许叫偏见)不仅在一些地方造成养殖的失败和物种逃逸,同时也使流入野生环境的罗非鱼不能被人们捕捉,造成更广泛的入侵。

獭狸(河狸,Myocastor coypus)的入侵则与吃货关系不大,它们最初是作为皮毛兽从苏联引入中国的,同样在80年代后形成特种养殖热潮,随后逃逸野生成为入侵物种。目前我们能在市场或者餐馆见到的河狸肉以及加工制品都来自于养殖,这是因为养殖河狸的成本,低于野外捕获成本,河狸在中国的野外种群还没能大到被人轻易捕获的地步,它们的入侵危害主要在于破坏堤坝和农作物。

春黄菊、食人鲳、斑马贻贝、三裂叶蟛蜞菊:指鹿为马不靠谱

关于这几类物种,长微博的描述和物种并不相符。

春黄菊不是蒿菜杆子

长微博中的春黄菊所配的图,以及被称为蒿菜杆子的实际上是茼蒿(Chrysanthemum coronarium)。春黄菊(Anthemis tinctoria),茼蒿,野茼蒿(Gynura crepidioides)都出现在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但都不在严重危害名录之列。事实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花卉比如万寿菊、秋英、矢车菊都在此列[3],意味着有证据表明它们建立了野外种群,但还未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生态危害。茼蒿是在古代即已引入中国,成为习见的蔬菜。

食人鲳并未入侵中国

至于食人鲳,则是这里最不靠谱的一条。“食人鲳”一般指的是脂鲤目脂鲤科锯脂鲤亚科下,拥有锋利牙齿,群居和肉食习性的多种鱼类[6]。目前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没有任何确定的信息表明任何一种“食人鲳”在中国的野外建立了种群,也没有任何一种“食人鲳”被列入了中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食人鲳”对温度很敏感,即使有部分“食人鲳”逃逸进入我国的淡水水体,一来无法建立种群,二来无法度过冬天。然而戏剧性的是,很多民众关于入侵物种的概念是通过两次所谓的“食人鲳事件”及其引发的恐慌和媒体关注建立起来的,这些都被事后证明和认为是一场闹剧,以至于所谓悬赏捕捉“食人鲳”、出现水族馆主动请缨“人道毁灭”食人鲳之类的笑话。

脂鲤目下倒是有部分鱼类被引入养殖,它们都是肥脂鲤属的,市场名一般统称为淡水白鲳,其中的一种细鳞肥脂鲤(Piaractus mesopotamicus)进了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3],常常成为各地误报“食人鲳”的对象。无论如何,它们是杂食鱼类,味美且无攻击性。

斑马贻贝不是淡菜

长微博指斑马贻贝是淡菜,这也是一个离谱的混淆,但陈述的入侵西欧和北美的事实大致准确。斑马贻贝(Dreissena polymorpha)原产里海和黑海,随着人类的船只在19世纪上半叶被带入到西欧的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港口,因为其极强的附着能力和繁殖能力,对当地的港口设施造成了破坏,并一直入侵到荷兰、捷克和瑞典,1973年到达意大利。在1988年,它第一次在加拿大的温莎和美国底特律被发现,在数十年间斑马贻贝疯狂蔓延了整个五大湖区。它们的对生态的危害主要在于繁殖迅速不可控制,这足以改变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并且由于其富集毒素和污染物的可能,专家们并不推荐食用斑马贻贝(尽管可以吃),美国每年花费5亿美元用于控制斑马贻贝的蔓延[7]。

而我们称为淡菜的贝类,则是贻贝科的多个生活在东亚海岸的物种,尽管某些时候它们同样会造成海港设施的破坏,但因为它们是本土的物种,被其他生物有效控制了数量,因此并不造成严重问题。

三裂叶蟛蜞菊一直在嚣张

三裂叶蟛蜞菊(Wedelia trilobata)自入侵以来,在华南地区作为恶性杂草一直在扩张,从未被消灭,更别说“需要大量人工栽培满足市场”,至于作为“凉茶”“降火”之类的“功效”,虽然谣言粉碎机很愿意大家一起消灭它们,但还是要指出这是无稽之谈。

结论

至此,吃货拯救入侵物种的错误分析完了,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入侵物种远不是靠人来“吃”就能解决的问题。以中国情况为例,754种记录在案的入侵生物里,134种是各种微生物植物病害,动物里绝大多数是昆虫,植物里又多半不堪食用。作为人类“吃货”我们是如此不堪一用,倒是可以借此拓展思路,用其他物种的“吃货”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即所谓“生物防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维护环境现状,这是目前人类延续文明的最佳策略,因此尽力控制入侵物种的数量和种类,连同环保一起,都应该是文明延续的手段。

参考资料

  1. 关于发布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通知
  2. 关于发布中国第二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通知
  3.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
  4. 入侵物种
  5. Procambarus clarkii
  6. Piranha
  7. Zebra mu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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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精管绝育术VS输卵管绝育术

在未婚青年们都在为选择何种避孕方法而头痛的时候,已经没有生育需求的人们却能独享两种安全性非常高的避孕方式,那就是输精管绝育术以及输卵管绝育术(俗称男性结扎与女性结扎)。有的人对这种有创的避孕方式敬而远之,部分人觉得女性绝育术对女性伤害大,并发症多,而又有部分人觉得男性绝育术会影响工作能力甚至影响性功能。这些说法都有根据吗?那我们又该怎样去选择?

男VS女

输精管结扎的实验开始于19世纪初期,早年用于增进性欲或降低性冲动的治疗手段,也曾被誉为“返老还童术”,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用于控制生育。到目前为止输精管结扎术的术式已经演化成十几种了,但基本原理大同小异,就是采用结扎、切除或阻断输精管道的方法阻止精子通过,达到永久绝育的目的,现在临床上用得最多的是直视钳穿输精管结扎术(NSV)。

而输卵管绝育术于18世纪80年代开始用于临床,主要是对输卵管结扎、电凝、输卵管夹或环以及应用化学物质等,方法更是有千余种,最常用的方法是抽芯近端包埋法。然而由于输卵管位置较深,手术难度比输精管绝育术要大。19世纪30年代则开始了腹腔镜输卵管结扎术的研究,随着近年腹腔镜手术日益扩展,镜下绝育术已随之广泛使用。

优VS劣

输精管绝育术如NSV是国际上公认的操作简便、损伤小、术时短、并发症少且易于普及推广的方法,但是复通比较困难。其主要并发症有出血、感染、痛性结节、附睾郁积症以及性功能障碍。为什么只是结扎输精管却会影响部分受术者的性功能呢?

原因有二,一是受术者于术前对输精管绝育术与性功能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导致术后有严重的心里负担,甚至患上抑郁症;二是由于手术引起的器质性并发症所引起的。所以,在绝育术前,纠正受术者对输精管结扎在认识上的根本错误,解除受术者的思想负担非常重要,而对于并发症引起的性功能障碍,则需要对症积极治疗。

输卵管绝育术是一种安全、可靠的绝育手术,而且受术者可以选择在进行剖腹产术以后接着进行输卵管绝育术,避免了多次手术。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术中、术后仍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术后近期并发症如腹壁切口出血、血肿、切口愈合不良和感染以及附件炎、盆腔炎、腹膜炎甚至败血症、中毒性休克等主要而严重的并发症。术后远期并发症包括慢性盆腔炎、肠粘连、大网膜综合症、绝育失败妊娠和异位妊娠等。选择不同的结扎方法虽然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但是总的来说输卵管绝育术的并发症相对于输精管绝育术要多且严重。

绝育术使用有多广泛?

输精管或输卵管绝育术是避孕措施的一种,世界上有超过2.2亿对夫妇采用男性(0.43亿)或女性绝育术(1.8亿)。随着近年来安全套的普及以及短效避孕药等无创避孕方法的迅速发展,以及许多年轻人都开始选择晚婚晚育等原因,世界范围内采用输卵管绝育术的人数呈下降趋势。1995~2006年间,美国女性绝育人数从1995年的68.7万降到了2006年的64.3万,而这期间美国人口增长率为4%。以我国苏州为例,女性绝育率从1983年的24.42%降至2005年的4.5%。以本人所在医院为例的话,现在已经鲜有选择做输卵管绝育术的人了。

而输精管绝育术的使用比例各不相同,全球发达地区男性绝育现用率为7.2%,欠发达地区为3.6%。同处发达地区的北美洲和大洋洲男性绝育现用率不同,分别为13.4% 和8.7%。我国各省间男性绝育现用率差别也很大,其中以四川省使用者最多,2005年男性绝育现用率达到17.2%。

绝育术的使用还与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的差异有关。此外,还有很多影响输精管绝育选择的因素,其中手术相关知识的宣传可能是影响手术选择的重要因素。

老公老婆,谁来绝育?

那么,男人和女人,谁更适合结扎呢?尽管各式各样的避孕方式的不断创新以及改进,绝育术身为有创避孕方法,使用人数在不断地下降。然而相对于安全套避孕以及短效避孕药避孕等方法,绝育术有“一劳永逸”的独特优势,而且避孕率非常高。说到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结扎之后,还想生怎么办?

对男人来说,在过去,输精管绝育术的复通只能通过肉眼吻合输精管,复通率只有40-60%,而且由于复通后精子数量、质量的下降,复孕率普遍偏低。而目前显微外科在输精管复通术上得到了运用,使输精管复通率可增加到80%以上。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尽管输精管成功复通,但因为自身免疫等原因,还是可能不育。而输卵管复通术的成功率因绝育术的不同术式而异,但是在显微外科操作下,复通率比输精管复通术要高,可达90%以上,复通后宫内妊娠率也可达到80%。

总之,虽然作为一个手术需要面临一些并发症的发生,但是现在绝育术的手术方法已经得到较大改善, 并发症的发生也因此逐渐减少。而输精管绝育术相对于输卵管绝育术,手术操作更为简单,耗时更少,损伤更小,并发症更少,适合没有生育要求的夫妇。但那些不能肯定自己以后还生不生的朋友,还是应当使用安全套、避孕药等方法。

严肃的PS:考虑到失独和离婚再婚想再生一个的情况,现在药和套这么方便,结扎这事真的要慎重啊。

参考资料:
[1]吴阶平.吴阶平泌尿外科学. 第1 版. [M]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939-1945.
[2]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2542.
[3]邓睿,吕耀,周洁.绝育术并发症防治研究浅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3):2596-2599.
[4]胥玉梅,陶国振,孙林,于玲.绝育术相关研究进展[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1,19(12):757-759.
[5]I. CORI BAILL, M.D., The Menopause Center, Orlando, Florida VANESSA E. CULLINS, M.D., M.P.H., M.B.A.,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SANGEETA PATI, M.D., Washington, D.C.Counseling Issues in Tubal Sterilization[J].Am Fam Physician. 2003 Mar 15;67(6):1287-1294.

 

中移动为什么跳脚?微信占用了中移动60%的信令资源,但仅带来10%的移动数据流量

中移动为什么跳脚?微信占用了中移动60%的信令资源,但仅带来10%的移动数据流量

前几天,在虎嗅发表“武陵山行者”文章《微信遭遇运营商,触动的是利益还是灵魂?》后,好几位读者在文章下面评论指出:微信触动的不是运营商的流量利益,而是信令资源!并督促虎嗅应该更专业些,首先从技术上去分析问题!

一位叫“默墨吾文”的读者说:

1.运营商向微信收费是因为微信占用了过多信令,而不是使用过多流量。目前,运营商对流量收费但没有向信令收费。

2。微信在线时会不断向基站发送信令,告诉基站我在某个位置,我现在在线,这样的动作称为“心跳状态”。手机qq也会有,但没有微信那么频繁。过多的信令会导致“信令风暴”。

3.把运营商的管道理解为公路的话,那么流量就是公路上的车,要收过路费。而信令是这么一个动作,它向基站发出请求,要求开放某条车道给它,但开放了之后却不一定去用。运营商对“发出开放车道”这个请求的动作是没有收费的。

4.收费只是解决方法之一。运营商和腾讯应该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一起来解决问题,如微信在信令设计上做调整,运营商在网络设计和覆盖上充分考虑信令过多的问题。

另一位“瘦长蛀虫”也持相似意见:

其实运营商头疼的不在于腾讯占用了作者眼中所谓的每月几十或者几百兆的这种流量。而是微信占用了用来控制语音的大量信令,导致通话质量的下降是确实存在的现象。原始的电信网络设计,信令主要用来控制语音信号,同时有很多的信令空闲,于是这些空闲的信令被利用了起来,也就产生了后来的短信,与短信一样微信也占用了大量的信令资源。但是短信的使用频率和数量是远远不及现在的微信的,这也就导致了原本空闲的信令资源已经不够使用,也影响了语音的通话质量,压力全部给了运营商,而腾讯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所以运营商讨厌腾讯是必然的。

虎嗅作者读者中皆有高人啊!

微信已经占用了中移动60%的信令资源,但仅带来10%的移动数据流量

最近,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就微信话题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明确:目前微信最大的问题在于设计产品环节,“他们的一些关键指标,与我们给它提的要求之间是有矛盾的。”

比如类似微信这样“永远在线”的应用,会不断向运营商网络发出“心跳”,这些“心跳”本身没有任何流量,但是会占用运营商的信令通道,如果“心跳”过快过多,就会导致运营商的网络出现问题,甚至瘫痪。

黄晓庆举例说,2012年1月,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NTT DOCOMO在东京地区的网络发生故障,在持续四个多小时的故障期间,有252万用户受到影响。NTT DOCOMO事后调查发现,激增的数据流量是导致网络故障的主因。而产生大量数据流量的来源是一款可以免费语音通信的Android应用,会每隔3至5分 钟发送控制信令。一旦信令信道发生拥塞,就会引起“雪崩效应”,这些终端会不断地重试连接,导致信令信道更加拥塞,最终瘫痪。

这样的问题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信令风暴”。在国内,虽然还没出现过这样严重的状况,但是运营商已经开始面临压力。中移动方面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微信已经占用了中移动60%的信令资源,但仅仅带来了10%的移动数据流量。

黄晓庆告诉记者,单从技术的角度,中移动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就互联互通、信令风暴等问题双方一起坐下来协商探讨。OTT担心的是他们的用户体验问题,而运营商担心的是网络承载和更多用户的基本体验问题。

未来的“高速路”,谁掏钱?

再回来看虎嗅读者(也兼作者)“瘦长蛀虫”的评论,他指出:

(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前的电信网络架构已经不再能够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但是该起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年前的电信网络的进展,全部有赖于运营商来推动,因为那是后整个电信网络也只为运营商服务,钱也都被他们装入了口袋,所以推动技术革新没有怨言。现在的电信网络,被腾讯用来赚了很多的钱,还一分钱成本都不掏,升级电信网络的任务压在运营商头上,换做是谁他会愿意。

小马哥果然是把高手,自己当人大代表,建议要像建设高速公路一样建设基础网络,我举双手同意,但是建设的时候小马哥你却一分钱不掏,这个就有点不地道的感觉,想当年小马哥您也是靠移动短信发家的,里面的各种道道您也一定最清楚,总之,够黑。不过小马哥已经被人们奉为挑战垄断的英雄,赚了钱还赚了名声。

他认为:“腾讯你必须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