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在中国的傲慢态度

中国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制定者不管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也不考虑社会是否接受。只有规定引发强烈反对,让领导不满时,他们才悄悄撤销。

北京

2010年10月,中国海关对携带入境的每台iPad征收1000元关税。海关无视iPad配置不同价格也不同,一律以5000元的价格征收20%关税。在香港购买智能手机和其它电子设备远比大陆便宜,有人在香港花了3000多元买的iPad要按照5000元来征收。即使是在国内购买的iPad,携带出国回来时也要缴纳关税。

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引起一片反对声音。国家商务部也明确表示反对:海关向iPad征收1000元进口税,违背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承诺。

2011年1月,我携带iPad出国,在北京机场出境时询问哪里可以申报,以免回国时还需要缴税。

问了四个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第五个终于知道了,他说征收iPad关税的规定取消了。(事实是,关税减半,并未取消。)

我问他:“规定取消了为什么不向社会公布?”

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公布?规定实施时也没向社会公布。”

相比国家部门的一些可笑规定,地方部门的一些规定更加荒唐。2001年,深圳一些医院要求,护士应保持“露八颗牙齿”的职业性微笑;2003年,湖南省在录用公务员的体检标准中要求女性乳房对称;次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在编警察腰围超过2尺7的将下岗;2006年,浙江省交通厅规定,男性工作人员不能留胡须;2007年,为了遏制过高的辍学率,福建省平和县规定,初中没毕业不能结婚。

虽然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有些已被取消,但它们显示了权力在中国的傲慢姿态。不难想象,那些官员们在讨论这些可笑规定时的情景,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喝着好茶抽着好烟,用逻辑思维判断社会问题,不管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也不会去考虑社会是否能够接受。他们知道会有反对的声音,对此他们不在乎,因为中国社会的公权力长期以来侵犯私权力。只有当这些规定出台引发社会强烈反对,继而让他们的上级领导不高兴:“你们是在添乱,不利于社会稳定。”他们才只好悄悄撤销这些规定。

在中国,行政部门发布的规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今年1月1日实施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为减少中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其中闯黄灯扣除6分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对。(中国的机动车驾驶证一年只有12分,如果12分全部扣除,驾驶证就被吊销。)

许多人批评,闯黄灯扣6分会造成更多的追尾事故。就是官方媒体也质疑这个规定,新华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三个信号灯各司其职,交管部门将黄灯作用归于红灯,不仅技术上难以做到,且明显违法。”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安部交管局被迫表示:对闯黄灯的司机以教育为主,暂时不扣分。

这期间一个段子流行起来:

某男子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才匆匆到家,妻问何故。

他答:“昨夜路口遇一黄灯闪烁不停,今天早上六点才恢复正常,闯黄灯扣6分,路口倒车扣9分。”

妻又问:“为何不打个电话?”

他答:“开车打电话扣3分啊。”

该男子冻得直哆嗦,妻问:“在车内何故冻成这样?”

“下大雪,我在车外不停擦号牌,遮挡号牌扣12分。”

鲁平:特首对抗中央 “香港必完蛋”

前港澳办主任鲁平

鲁平强调,特首不能与中央对抗,否则香港难以生存。

前港澳办主任鲁平表示,“香港的优势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如果特首与中央对抗,没了腹地,“香港肯定完蛋”。

鲁平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成立10多年,居然有人提出香港要独立,虽然只是少数,但觉得一定要敲响警钟。

鲁平是4月底在上海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曾经历整个香港主权移交工作并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鲁平,担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鲁平强调,特首不能与中央对抗,否则香港难以生存。

香港优势

他指出,“老实说,香港的优势就是背靠大陆、面向亚洲、面向世界”。

现年86岁的鲁平表示:“香港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如果特首对抗,香港没了这块腹地,肯定完蛋。”

这位前港澳办主任还说,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候选人数字一定要有限制,不可能随意什么人提名就能参选。

鲁平说,“有几百人一起参选,怎么可能”,“要初步选举的,这问题很明显,不存在预选、筛选,这是常识的问题”。

针对有民主派学者提出搞“占领中环”的示威行动争取普选,鲁平回应说,不要忘记香港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

谈中港矛盾

鲁平表示,“占领中环”行动会令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并说他注意到民调显示大部分港人不同意“占领中环”行动。

“占领中环”主要发起人戴耀廷早些时候表示,发起“占领中环”行动是透过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希望中央政府履行承诺,让香港人在2017年普选特首,选举方法要符合国际对于普及而平等的要求。

但他承认,有关行动可能涉及违法行动,因此建议未成年人只参与志愿行动,而不要参加实际的占领行动。

在谈到近日香港码头工人罢工事件时,鲁平呼吁香港人要有危机感,大家要协调,“什么事都有妥协余地,不妥协,什么事也办不了”。

鲁平还表示,“一国两制”基本上是成功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产生矛盾,但他不担心香港发展,相信当国家愈来愈强大,香港的人心问题自然会解决。

近年来,随着中港两地交流的增加,由此而来的限奶令、自由行和双非等议题都显示中港矛盾有所增加。

鲁平认为,有人走私奶粉的行为“不光彩”,要打击和好好处理,但同时认为香港的有关措施要考虑内地人的感情,港人不能太功利主义,当自由行推高物价时便要限制,令人感到“呼之则来,挥之即去”。

他还批评说,指内地人是“蝗虫”等污蔑说法伤害内地人的感情,他建议双方要协商解决矛盾,协商亦可私下进行。

迷失在云端:谁来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

作者头像

作者:ChaosHeart / 产品观察家
当我们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在研究人性,而不是研究一个产品的逻辑

[核心提示]身处互联网中的我们已经越来越依赖云端服务了,但可悲的是在云端服务遍及互联网的今天,你上传到“云”的文件并不一定安全,你的虚拟财产都可能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

也许你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身处互联网中的我们已经越来越依赖云端服务了。盘点一下你每天在使用的互联网工具和服务,会惊讶地发现“云”似乎无处不在。在云端服务遍及互联网的今天,我们上传到“云”的文件是否够安全?我们使用的云端服务是否可靠?我们的虚拟财产是否还属于我们自己?

不容忽视的用户协议

之前在果壳网上看到的《上传到云端的财产,还属于你吗》一文中,凯尔•古德温上传到网盘上的大量宝贵视频素材随着网站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查封全部丢失,古德温要求索要回自己的资料时,得到的回复是那些上传到云端的资料从上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即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古德温了。政府的这个宣称似乎还是有法律依据的,这让大量的互联网用户对自己在云端保存资料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大量的云端存储服务商在用户注册服务之初就已经提供了大量篇幅的用户协议,用户协议中对服务商及用户应遵守的条目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但使用这些服务的大多数用户在注册时可能都会很自然地在“我同意”前面的复选框上打一个勾,至于用户协议的内容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关注。那么这些用户协议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上图是 Instagram 声称迫于 Facebook 压力而修改后的用户协议,协议中的一条内容激怒了 Instagram 的用户。用户协议规定“部分或全部服务将由广告服务来支持”,意思就是说“企业或其他组织使用您的照片用于各种推广业务时,需要向我们付费,但您不会获得任何补偿”。阅读了协议之后,发现的确有设计到这条的内容。这样的协议意味着用户在 Instagram 上传的照片可被用于广告服务,而广告中不需要提及到上传照片的用户,甚至也没有义务通知用户自己的照片被用于相关的广告服务,因为在用户成功注册之时,已经同意了这样的一个条款。而使用用户图片的广告获得的全部收益将归 Instagram 所有,与用户毫无关系。直到用户选择停止这项服务并删除全部照片,Instagram 都可以不断利用用户的图片赚钱。想象一下你上传的图片在不知不觉中为服务商赚的盆满钵满,而你自己有可能浑然不知。

下面来看看很多人都在使用的 Google Drive 的用户协议里面又提及了哪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条款。图中划红线的部分是 Google 在用户上传资料方面做出的一个规定,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当你上传内容时,你将在全球范围内授权 Google 使用、主持、销售、再造、修改文件(例如翻译、适应以及修改成有益于我们的服务)、沟通、出版、展示以及分发。后面的一句话提到:即使你不再使用我们的服务,这个协议仍然有效。看到这样的协议不知道有没有用户会有膝盖中了一箭的感觉,虽然 Google 也提到了文件的拥有权使用为你保留,但你已经授权 Google 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你上传的文件以及资料了……事实上类似的条款曾经也出现在 Dropbox 的用户协议中,但当时遭到了大量用户的诟病,最终 Dropbox 修改了用户协议中的相关条款,下图是 Dropbox 修改后的用户协议的一部分:

协议中阐述了用户的权力和义务,同时也可以看出,Dropbox 对于用户上传的文件及资料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关权力,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为了提供相关服务)才会将使用权授权给第三方服务商。对比来看,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Google 把我们上传的文件用在何处无从得知,因此是否毫无顾忌的使用这些类似的服务来上传一些我们的私人文件,大多数人恐怕也要三思而后行了。

国内的云存储服务商也是多如牛毛,下图是百度云的一部分用户协议:

在免责声明中第三条提到了:百度云可在任何时候为任何原因变更本服务或删除其部分功能。百度云服务可在任何时候取消或终止对用户的服务。百度云服务取消或终止服务的决定不需要理由或通知用户。一旦服务取消,用户使用本服务的权力立即终止。一旦本服务取消或终止,用户在本服务中存储的任何信息可能无法恢复。

这一条说明意味着什么呢?有可能某一天一大早起床,你打开电脑准备登录百度云下载之前上传的工作文件时,发现无法登录百度云。而你又没有接收到任何与停止服务相关的通知,而寻回已经上传云端的重要资料也已经成为天方夜谭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云存储服务商的用户协议中也提及到了类似的内容,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我们上传到云端的资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安全,无论是将我们的资料用于何种商业用途,我们都有可能毫不知情。而一旦出现了意外情况,比如云端服务器故障、用户账号被关闭、政府干预相关服务等情况时,我们在云端的资料有可能没有任何的保障,丢失的资料将无法被恢复或找回。这时候如果你去找服务商申诉要求寻回丢失的资料,得到的回应很有可能就是:您在注册的时候同意的用户协议中我们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们无能为力,抱歉。(编辑注:其实不仅用户,连开发者的虚拟财产也是及其“危险”的,例如传说中极其不靠谱的盛大云主机

危如累卵的虚拟财产

很多人对虚拟财产的概念可能都比较模糊,实际上我们所使用的几乎所有基于云端的服务中产生用户数据都属于虚拟财产,甚至还包括很多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信息、资料和服务。

恐怕像这样的页面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新浪微博有权利不经过用户的同意,自行删除用户数据,并且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监管行为(Twitter 会将每条微博做一个快照,即使原始微博被删,转发的微博中仍然可以看到原始微博内容,这样即使是用户数据被服务商删除,也可以留给用户一个“我的那条微博还在啊”的假象,这么看被称为“良心服务商”也并不过分)。如果我们上传到云端的数据可以被如此对待的话,如何能说我们对自己的虚拟财产有拥有权?我们的财产可以被服务商任意操作、修改、删除,这是否还能称之为我们自己的虚拟财产?这还仅仅是个开始,至少我们清楚自己上传到云端的数据被如何对待了,而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不清楚自己的虚拟财产是如何被对待的。

(编辑注:其实新浪已经很良心了,看看国内另一家互联网公司盛大,一贯奉行“不通知、不沟通”政策。还记得前年的轻博客产品推他吗?从年内到现在一直打不开,官方没有任何通知、公告,就是打不开了,嗯,就是简单的打不开了。推他网的官方微博最近更新是四个月前了,评论都是用户质疑声 ,更有网友在进行着找回数据的寻门之路,呵呵)

以 Dropbox 为例,当用户上传到云端的文件已经被其它用户上传过时,Dropbox 会将用户上传的这个文件与之前已经存在的文件进行关联,而不是再次将相同的文件上传一遍。这时用户上传的这个文件到底应该算是谁的财产就很难说清楚了,因为同样一个文件关联了许多的用户,每个用户对这个文件都拥有使用权,无法界定这个文件究竟属于哪个特定用户的虚拟财产。

至此,云存储技术已经将用户财产弄得四分五裂了,我们分不清哪些是我们的财产,哪些财产在丢失后我们有权利进行申诉寻回(事实上我们没用任何权利要求寻回已经丢失的这些财产,因为我们已经在用户许可协议前的复选框中打勾了)。无法界定哪些是我们自己的虚拟财产,想确保这些财产的安全性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对我们来说,虚拟财产没有任何安全性可言,也没有人可以对这样复杂数据的安全性做出一个保障。

谁来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

公共云服务安全性遭到质疑之后,私有云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在数据安全性以及服务质量方面均较公共云服务更强,搭建私有云也逐渐被更多的公司和企业所接受。而除此之外,有不少产品同样针对公共云服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Bittorrent Sync 是 Bittorrent Labs 的一项新服务,它通过 P2P 技术实现在多台设备或者 PC 间同步个人文件。试用之后发现,Sync 的同步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安装过程也比较方便,这种同步服务的确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云端同步选择。但由于利用的是 P2P 技术,Bittorrent Sync 并不存在云端服务器,因此实际上它并不能称之为云端存储,目前其实现的功能只是云端同步而已。从功能上来看,这项服务实际上是私有云服务的一个简化版或者说仅仅是其一部分功能的实现。若要实现云端数据存储并且从根本上保证云端数据的安全性,私有云服务还是很多公司企业的一个较好的选择。

在公司和企业范围内,可以使用私有云来提高云端数据安全性,但普通用户呢?我们无法脱离公共云服务,已经有太多基于云端服务的产品充斥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了。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对我们上传的数据不放心,对我们虚拟财产的所有权不明确,对于我们已经无法寻回的数据念念不忘,仍然会继续使用这些让我们心力交瘁的云端服务。想从根本上解决虚拟财产安全性的问题,可能不只是简简单单地宣称我们的云存储服务又提高了安全性、我们绝不会擅自修改删除用户数据、数据丢失的时候我们可以帮用户找回。云端服务的数据安全性需要从政策和机制方面整体加强:在法律政策方面要对虚拟财产的处理做出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明确的规定;而在运行机制方面,云端服务也需要从架构方面增强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同时增强云端数据存储的规范性。如此看来,优化云端服务任重道远,我们的虚拟财产谁来保护?也许这个问题问的太早了,我们在此之前可能不得不先明确我们的虚拟财产到底是不是我们的。

写在最后

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虚拟财产的身后事的问题,如何在人死后处理生前的虚拟财产,这一部分财产将如何分配。现在看来,即使是我们还活着,我们的虚拟财产都不安全,甚至都不一定属于我们,谈虚拟财产的身后事也许还真是为时过早了。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哪些是我们的虚拟财产,这些财产也被很安全地保存着。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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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香港,争做中国艺术之都

北京和香港争着要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荟萃之地,所不同的是,那些被中国政府封杀的艺术家如艾未未,他们的作品不能见容于北京,却能在香港找到归宿。

北京——香港与北京之间时而紧张的关系,似乎即将发展到另一个领域:艺术领域。

中国美术馆计划在2017年启用一座新楼。而香港计划大致在同一时间,在一个新建的文化区启用M+博物馆。这两座城市可能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两大坐标。

中国美术馆吸引了世界顶尖的建筑师参加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的新博物馆设计竞赛,其中包括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让·努维尔(Jean Nouvel)。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谢小凡去年11月在中欧高层文化论坛上,非正式地宣布努维尔的设计已经被选中,不过这个决定仍需中国新任领导层批准。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表示,新楼里会陈设中国当代艺术藏品,而且藏品规模会越来越大。展厅面积将有5万平米,约合54万平方英尺,是现有展览面积的六倍,其中2万平米将用于陈列永久藏品,3万平米会用来展览当代艺术、民国时期的艺术品和西方艺术品。

北京的国有美术馆极少会成为中国实验艺术家的庇护所。不过范迪安表示,中国美术馆新增的馆藏将专注于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创作的艺术品。毛泽东的去世预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且也以多种方式掀起了中国社会迅速的变革。中国美术馆的藏品现在主要以中国画、受到官方支持的艺术家的作品为主。范迪安说,馆藏将会扩大,会包括实验性“绘画、照片、雕塑和新媒体艺术”。

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范凌表示,原有的旧楼将被用于陈列中国美术馆馆藏的传统中国画。

新增的藏品还会关注从1911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这段历史时期所创作的艺术品。在这一时期,最早的一波中国艺术家前往法国学习绘画,其中一些人在回国后,建立了今天中国领先的艺术院校。例如,林风眠在巴黎求学后,回国与他人一同创立了闻名遐迩的中国美术学院。他曾试验将后印象派技法与中国水墨画相结合,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监禁。

中国美术馆雄心勃勃的扩展计划并不是没有挑战。该馆一位要求匿名的年轻学者表示,“任何一家博物馆都会想收藏林风眠的画作,但他的作品拍卖价格却极高。”

对于一家国有美术馆,这个选项并不可行。馆长范迪安在一次采访中说,“中国美术馆是非营利性的公立机构,不允许从拍卖会上购买画作。”

而且用于购买作品的经费是由文化部提供的。如果共产党领导层认定,被购作品的作者是惹是生非的人,文化部有权力阻止购买。

在前英国属地香港,M+博物馆列出了在香港的西九文化区(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展示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的视觉文化作品,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和西方作品的计划。最近出炉的M+设计竞赛的最终入围名单包括,由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伊东丰雄(Toyo Ito),以及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领衔的建筑师事务所,这些建筑师全都是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

在中国的新艺术竞赛中,香港的这家博物馆已经明显地领先于中国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最重要的藏家之一,乌利·希克(Uli Sigg)最近向M+捐赠了1400件艺术品。

“乌利的当代中国艺术收藏是全世界规模最全面的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林家如(Evelyn Lin)说,她负责了苏富比对捐赠作品的估值工作,全部作品总估值为13亿港元(约合10.3亿元人民币)。

将作品捐给中国大陆以外的机构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我最初的冲动是想把作品给北京或上海的某间博物馆,”曾任瑞士驻华大使的希克在一次采访中说。但是他说,他担心的是那些被政府背景的博物馆封杀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公开展出的机会。他说在将礼物馈赠给政府的文化殿堂前,他“希望中国能明确其审查标准——收藏中什么是可以展出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希克说,中国官方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细节,因此他选择了香港的M+。1997年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双方曾协定该地区采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进行统治,香港可以保留相当程度的表达自由,以及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法院。

1980年希克参与了欧洲与中国的首个工业合资企业的创建,其中涉及瑞士迅达集团(Schindler Group),此后他开始收集的中国的实验艺术品。1990年代,他成为瑞士驻华大使,因此加大了作品收购的规模。但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那时他发现政府发起的交流和访问活动是将一部分艺术家排除在外的,而且中国的博物馆对政治波普艺术的创作者采取了实际上的封锁。他开始收藏一些他认为可以帮助后代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绘画、雕塑和装置作品。

希克的收藏中包括艾未未的作品,2011年这位艺术家曾因公开批评政府被隔离关押将近三个月。艾未未现已被释放,但不能离开中国,而他在中国大陆的所有作品展都被取消了。

作为艺术家的朋友,希克说如果他把作品捐给中国大陆的某个政府博物馆,那么“艾未未的作品很有可能得不到展出”。他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把收藏交给了中国的文化官僚管不到的地方。

M+行政总监李立伟(Lars Nittve)预测,其他一些艺术资助人和慈善家也会和希克一样,绕过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因为香港“在表达自由上的悠久传统”而选择M+。不过他也说,M+会寻求加强与大陆博物馆的交流。

希克也认为与大陆保持联络是很重要的,他说他希望香港的自由、独立的艺术界能够更多地与大陆地区由政府主导的体系进行互动,对后者施加影响力。“M+可以成为所有中国大陆博物馆的先锋典范,”他说。

香港博物馆的策展人说,如果中国美术馆能展出中国的实验性艺术家的作品,对文化的解放将是意义重大的一步,因为他们也往往颇具争议性。在过去,许多先锋艺术家往往被视为某种地下文化组织的成员。

“他们的作品被政府的博物馆当成一种威胁,”M+策展人陈伯康(Aric Chen)说。“有些艺术家聚居地被袭击;他们的展览被封禁;一些艺术家被捕。”

中国美术馆的扩建计划会得到密切的关注。已被委任为M+博物馆董事的希克说,“如果有哪家大陆博物馆——包括中国美术馆——能在表达和展览自由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他会敦促这家香港博物馆将作品长期租借给它们展出。

O2O闭环对绝大多数公司是个伪命题

    O2O闭环炙热的像北京的夏天,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在提倡O2O闭环,仿佛没有O2O闭环就没有足够宽广的未来预期,就没有可想象的市场价值。可实际上O2O闭环并非仅通过互联网手段就能达成。与其他的互联网创新与运营不同,O2O闭环的构建更多的需要依赖线下,这是一片无法通过代码与产品设计能力掌控的区域。严格意义上实现了O2O闭环就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只是在社区、城市、全国这样的市场规模上有差距。反过来,如果没有生态系统的支撑,O2O闭环就像是小孩过家家的自我臆想。

     O2O闭环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两个O之间要实现对接和循环。线上的营销、宣传、推广,将用户引到线下去消费,实现交易,再让从线下的用户消费体验的反馈、线下用户引到线上交流、线上体验。只有服务贯穿于整个流程,才真正实现了闭环。

     O2O闭环的背后是鼠标操控水泥的模式,要整合的是网络与线下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在这两个环节中线上比较好处理,线上用户的接触、参与、购买、支付、分享等行为都已经成熟并形成习惯。虽然线下用户也有完整的消费流程与习惯,但这个习惯和方法和线上是隔离的。

    O2O对用户的一种吸引力,并不是所谓线上展示和线下体验,而是给予消费者完整服务的一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交易流程,甚至更长。合格的闭环必须有完整的服务,才能在交易完成之后,实现用户的主动分享,从而实现持续成交的根本保证。这里的服务,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

     从消费服务这条主线来看,O2O闭环的消费模型需要几个步骤:1、扩大网站影响力导入有价值流量;2、引导用户到线下商户;3、用户在线下商户完成消费;4、线下商户记录用户消费数据,并将数据提交到网站;5、网站通过沉淀的用户消费数据实现对用户特征判定;6、网站针对不同特征的用户群体提供针对性的服务;7、网站将不同特征的用户再次引入线下商户进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网站起到的是一个统筹管理这的角色,贯穿始终的只有服务,希望用户能循环反复在这个环内行动,必须让用户满足于各个环节所提供的服务。

     在整个环节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如何将用户线下的消费数据回录到线上。如果只是将线上用户引导到线下消费并从商户中获取相应的消费分成,这对网站而言仅仅是将流量变现,这和按效果付费的网络广告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现在绝大多数扬言O2O闭环的公司所处的状态。

    不管是会员卡、二维码都是为了能记录用户的线下消费数据,从数据中获得持续的收入。这可以归结为对线下商户的掌控力,只有让线下的商户足够的配合,才能真正实现O2O闭环。基于这一点绝大多数希望达成O2O闭环的公司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建立O2O闭环的道路上,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甚至不会比大的连锁餐厅、房地产商、物业经营、连锁购物中心等传统行业更具优势(沈禄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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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职场必学 好心态得高薪

核心提示:在考虑职业生涯的时候,你需要有大局观。如果你太过短视或者狭隘,你就不能做大事。例如,一份更高的薪水,比不上在一家有机会成长到更高阶层的工作机会。

  在考虑职业生涯的时候,你需要有大局观。如果你太过短视或者狭隘,你就不能做大事。例如,一份更高的薪水,比不上在一家有机会成长到更高阶层的工作机会。那还有意义么?

  1、你的目标

  Yogi Berra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去哪的话,你就不会到达。”他是对的。你需要有一个目标和相应的计划。你可以随时进行调整,但是你需要有目标和计划, 而且要专注于这个目标。如果你很聪明、善于把握机会、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且愿意努力工作,你就能够做出了不起的成绩……当然也包括财务上的成功。

  2、热爱你的工作

  斯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说:“你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生活。你必须相信点滴的进步会连接着你的未来。这种方法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它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取得了不起的成绩的唯一的方法是热爱你的工作。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热爱,一直寻找。不要随遇而安。

  3、你为之工作的公司

  如果说我有什么职业成功的秘诀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了。把每家公司都当做可能会载你飞向月球的航天飞船。当然,你已经登上了这艘飞船,但是如果这艘船无法将你送到月球怎么办?你可以选择在一家已经成功的公司里工作,这样会有进步的空间,或者选择一家很酷的创业企业里工作,在那里你可以变成一个多面手。 你有选择。可以尝试一下。

  4、你有多喜爱投机

  如果在通过谈判能够获得丰厚报酬的能力,和善于创造自己机会的能力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后者。这种能力会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帮助你。

  5、你工作的勤奋程度

  现在,似乎谈论如何聪明地工作比如何勤奋的工作更时髦。可是两者你都需要。没有努力的工作就没有成功。在一段时间内,你应该竭尽全力地去达成你的目标。

  6、你的态度

  如果你相信你有资格得到自己没有努力争取的东西,你可能会得到它,但是这不是你得到的全部,而且也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你挣来的,并且愿意努力工作以求晋级,对自己的工作抱有积极的态度,那么你就会拥抱成功,这是肯定的。

  7、对业务产生影响

  公司的目的是实现业务,你越接近业务核心,对业务的成败影响越大,你对于这家公司就越有价值,你成长提升的机会也就越多,你也就能够赚更多的钱。

  8、走出去拓展人脉网络的机会

  如果你整天都坐在办公桌前,你的机会将会很有限。但是走出去,多和行业人士闲聊,拓展人脉对于一个年轻而富于进取心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和未来的机会相比,丰厚的工资远没有那么重要。

  9、股权

  从我的经验看,工资用于支付账单,而账单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会尽可能地消耗掉你的工资。另一方面,股权是一种意外之财,顾名思义,在股权能够流通之前,你无法获得任何收益。这种权益也让你的收益变得更为多样化,因为它的价值更多的取决于整个公司的绩效水平,而不是你个人的绩效水平。

  10、绩效工资

  工资只是薪酬的一部分。如果你有进取心并且相信自己,你可以选择一份健康、结构合理,在某种程度上不封顶不封底的奖金计划,只要目标清晰并且可行,你就能够得到这些报酬。 总结:如果你关注上面这十点胜过关注工资,从长期看,你就能做得更好。特别是在财务上。我不开玩笑。 而且,显然,如果你能接受挑战、满足、专注,就像你的老板一样,有更好的价值,灵活的条件等,你会更快乐,从长期来看也会做得更好。

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及其解读

关于毛泽东的穿着,许多回忆录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补丁衣服”。如毛泽东的卫士周福明说:毛泽东穿的衣服破了,却一直舍不得扔,打上补丁继续穿。“到了六十年代,主席依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的商店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主席一年四季盖的毛巾被,有两条毛巾被也没有什么毛了,简直像块平纹布片,一条毛巾被有补丁73块,另一条有补丁56块”(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73页)。1968年到1976年担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毛泽东“里面穿的衣服经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衣服上经常是补丁。毛主席不盖棉被,夏天一条,春秋两条,冬天三条,如果腿凉了就用热水袋。因为常年用毛巾被,就磨坏了,就要补,洗脸的毛巾旧的,破的,就用来补毛巾被,毛主席一条毛巾被上最多的补丁达到73个”(《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衣服也是这样,能织补的织补,能打补丁的打补丁”(《揭秘毛主席私人仓库里的惊人发现》)

毛泽东在穿着方面要求不高,“不讲究衣着、式样,料子是棉的毛的都可以,但衣服要合体、整洁,穿起来比较宽松”(《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即使带补丁的衣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这是他率性而为的真性情表现。偏有好事者非要拔高到树立全党勤俭节约典范的地位,利用其对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权威话语权,不惜编造些离奇故事和经不起推敲的细节,用一些明显不合情理的解读来歌颂这种“俭朴生活”。这种做根本无助于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反而是帮倒忙。

   

一、“补丁衣服”故事的虚构

故事一: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说:“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按:这个故事的细节经不起推敲。一是没有新衣服可以就穿平时的旧衣服见客人嘛,并不意味着非要穿“补丁衣服”。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当时所有的外衣都打了补丁。但故事中李银桥明明翻的是箱子底,并未包括毛泽东自己身上的外衣。而且他自己也说过,毛泽东“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此时为什么连外衣也都有补丁?二是毛泽东邀请张澜来京共商建国大计是1949年6月初的事儿。5月,张澜还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蒋介石已下令万一其不赴台,即动手予以杀害。幸亏负责“看押”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长阎锦文是中共地下党员,将其营救脱险(《张澜与毛泽东热切重逢》)。当时为中央领导人做衣服的裁缝王子清是叶剑英早在北平国共谈判时就认识的,进城后即介绍了过来,在缝制毛泽东开国大典礼服之前,已为他缝制了黄呢子中山服和平纹灰布中山装两套衣服。如果是6月见张澜之后才开始做第一套新衣服的话(按故事中的说法,之前毛泽东所有的外衣都带补丁),为什么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开国大典举行之前)却一连做了3套外衣?第一套黄呢子中山服同开国大典礼服在面料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产地有美国产和国产的不同),做工也一样,又才做两三个月,为什么没有资格成为开国大典礼服?王子清干活麻利,做第一套黄呢子中山服时,因按秘书要求比照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服装剪裁,肥大,不合身。王子清到香山去为毛泽东量了尺寸,与徒弟丁奎英连夜重新改裁缝好(《神剪丁奎英》)。所以毛泽东要穿新衣服,有一夜功夫就行了,哪里有“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的问题?三是,最为关键的证据是这期间拍摄的毛泽东本人照片。从3月份入城到6月见张澜之前,毛泽东参加了西苑机场阅兵、政协筹备等许多重大活动,也与家人及工作人员合过影,留下不少照片。笔者仔细看了这些照片,根本看不出毛泽东穿的是“补丁衣服”。事实上只要有一张照片上毛泽东没穿“补丁衣服”,即可证明他穿“补丁衣服”会见张澜的故事纯属瞎编。也许有人会强辩,说毛泽东的外衣“补丁”都补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先不说世界上会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所有的衣服破绽都在外人看不见的隐秘之处。即使真是如此,也不违背毛本人的初衷:穿好一点的衣服会见张澜,以示尊重。毛泽东自己是明白这个道理的。“195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穿过的裤子,屁股上轧满厚厚的罗纹补丁”(《毛泽东遗物事典•接见艾德礼时穿的补丁裤子》)。有工作人员劝他说,见客人穿带补丁的裤子不礼貌,毛说,谁看我的后面呀?如果毛泽东见张澜时客人看不见外衣上的补丁,自然不会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只是这样一来,好事者编这么一大段故事也就没必要了。

故事二:卫士马武义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礼服里面,穿了一套毛衣毛裤。它们都十分破旧,毛衣“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用袜子头给补上的。”裤子破得更厉害:两个膝盖也各有一个大洞,因为找不到这么大的袜子头,就一直‘破’着,致使毛主席两脚一蹬,竟然蹬到两个大窟窿里去了!不得不又把毛裤脱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重新穿好(《毛泽东贴身卫士回忆60年前的今天——开国大典前我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现代快报》2009年10月1日)。按:我在《关于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礼服与毛衣裤“故事”的真相》一文中,已说明根本就不存在毛泽东在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开国大典时,在厚实的黄呢子礼服里面又穿上毛衣、毛裤的情况,理由不再重复。这里再附上卫士李家骥对这条毛裤的描述:1949年11月,北京的天气开始变冷了。一天夜里,毛泽东工作之余到院子里散步,一股股寒气向他袭来,冷得他直打战。警卫员李家骥说:“主席,外边太冷,回去加件毛裤吧。”毛泽东表示同意。李家骥把毛泽东的那条旧毛裤找出来,发现补丁叠补丁,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据说这条毛裤毛泽东从长征一直穿到全国解放,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曾给他缝补过多次。李家骥拿着这条毛裤掂量了好半天,才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这条毛裤实在无法再穿了,补丁压补丁,又厚又沉,还不暖和。我到管理科给你领条新的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不用。毛裤穿在里边,外边还要套裤子,这又不要什么好看。还是麻烦你想办法给我修补修补吧。”李家骥继续劝道:“主席,你看看这条毛裤已经补了多少次了,实在无法再补了,还是换一条新的吧。你是党中央的主席,叫管理科给你买条新毛裤完全是应该的,再节省也不在乎一条毛裤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听着李家骥的唠叨。他深思了一会儿,耐心地向李家骥解释说:“不论是谁都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一分钱。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群众。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很多群众还吃不上穿不上,他们连我这样的旧毛裤也没有啊!还是请你给我修补修补,不要花钱买新的了。”李家骥没有办法,只好拿出针线,细心地给毛泽东修补那条破得不成“形”了的毛裤。这条毛裤毛泽东一直穿到1956年,后来实在没法穿了才买了条新的,但他仍旧不舍得扔掉这条旧毛裤(《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家丑不可外扬”》)。旧毛裤可能确是补丁叠补丁,但膝盖上一直破着两个大洞却是编出来的。

故事三:毛泽东的毛巾被上最多补了83块补丁。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说:“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夏天盖一条,春秋盖两条,冬天盖三条,叠到一起。毛巾被破了用旧洗脸毛巾补,毛巾被最多补了八十三个补丁”(《揭秘毛主席私人仓库里的惊人发现》)。但他本人在坐客人民网先锋论坛时,又对补丁的数量改了口:“毛主席一条毛巾被上最多的补丁达到73个”(《毛主席的穿衣之道:接见外宾穿毛式服装 平时“缝缝补补”》)。按:这条73(或83)块补丁的毛巾被只是吴连登口头所说,并无实物。毛泽东逝世后,韶山纪念馆接收了中南海所有的毛泽东遗物。但该馆工作人员编写的《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告诉读者的却是,毛泽东的毛巾被补丁最多的一条是54个,已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下册第729页)。试想,如果真的有73(甚至83)个补丁的毛巾被,够得上评国家一级文物了,为什么不提?此事的真相是:有73个补丁的是睡衣,却被移植到毛巾被上了,以讹传讹,流误至今。直到2012年初毛泽东遗物在上海展览时,告知外界的信息依然是:补丁最多的是那件睡衣(李婷《上海展出毛泽东日常用品 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文汇报》2012年02月16日)。

故事四:毛泽东衣服的补丁是用“五颜六色”的布头补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内衣、内裤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主席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往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按:对于这个说法,就连同为身边工作人员,1950至1960年代经常陪着毛泽东在卧室吃饭的秘书林克也不同意,说“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斥之为“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专用住所读书时,机要员谢静宜曾以女性特有的细心观察过毛泽东内衣的补丁,发现“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毛泽东喜欢穿白内衣,用旧白棉布去补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即使这样,也不会有五颜六色的效果吧?

林克曾针对“补丁衣服”上的种种离奇说法表示:“(毛泽东)见外宾很重视礼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着带洞的袜子见外宾。有的书说他见外宾还缩着脚,不然就露馅了。搞得很庸俗,完全不真实。为什么要让毛泽东见外宾时还穿带洞的袜子,那你的责任心哪去了?不是说对工作完全负责吗?这等于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毛泽东全心全意服务是假的。这些事别人不注意,还可能当笑话,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就觉得这太不负责任,怎么能这样做呢?毛泽东在生活上不讲究,但很注意礼貌,特别是对外宾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宾比较随便,但随便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毛巾被说是有几十个洞,一捅就破,还在盖,哪有这事?旧毛巾被也是盖的,但不会有那么多补丁,这样的毛巾被能让他睡觉吗?(《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

二、对“补丁衣服”的过度解读

毛泽东穿“补丁衣服”,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本人的衣着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完全没有必要非把它与廉洁奉公、拒腐防变联系起来,从维护领袖形象的需要出发做过度解读。

下面是两段有关的文字描述:

“在毛泽东同志的众多遗物中,有一件物品十分引人注目,那是一件白色泛黄的棉质睡衣。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围绕它的去留更换问题,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60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就有了破洞。1963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的理发师兼生活卫士周福明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他讲:‘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时候从水里都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周福明不止一次听过洗衣房的同志这样说,他也多次向主席提过,可主席总说:‘再穿一穿吧,过段时间再换。’主席不发话换它,周福明也实在没有办法。几天之后,周福明趁陪毛泽东吃晚饭时说:‘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还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周福明小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了’,‘你不是也穿着补的衣服吗?’毛泽东不以为然。‘主席,您和我不一样。’周福明连忙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主席。难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吗?’毛泽东回答。于是,这件睡衣被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是这行的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很满意,此后破了补,补了又穿破,几年过去了,补丁也快打满了,以至工作人员洗衣服都不敢用手搓,必须小心翼翼地清洗。直到1971年,睡衣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裂破一个大口子的程度,实在无法再穿了,毛泽东才同意更换。这件一穿20余年的睡衣终于被工作人员登记入库,正式退休”(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

“主席每天穿的两件睡衣,一件黄色,一件白色,裂了口子,缝一缝,破了找块布补好,一件有五十九个补丁,一件有六十七个补丁。曾有同志把这件补丁最多的睡衣换下来,拿了一件新的睡衣放在主席的卧室。这天,主席起床穿衣时,发现睡衣被人换了,很不高兴,一再追问‘那件睡衣到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又把那件破旧的睡衣拿来让他穿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72—173页)。

以上所述皆非毛泽东的公务活动,包括他说的那些话,没有文字纪录,也没有第三人在场,今人既无从否认也无法肯定。但以这些艰苦朴素的故事为依托,确实衍生出许多读者的感慨与理论升华。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日前,看到网友云中岳先生的博文《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咋那么‘寒碜’?》,笔者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心中一阵酸楚。‘旧衣’和‘补丁’的穿着打扮,竟是人民领袖的模样!试想:不正是这样一位质朴无华的伟人和他率领的这样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历经几十年的不懈奋斗,打败了各式制服洋装扮相的敌人,才为劳苦大众创下了这一片新天地,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共和国吗?”(梁煜璋《穿着‘寒碜’的毛主席是“人”也是“神”!》)

笔者只是希望读者同时也知道以下事实:

(一)毛泽东确实喜欢王子清师傅1950年代初为他做的那件木薯棉睡衣,破的地方打上补丁继续穿,同时也在不断地做新睡衣。他去世后,工作人员“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 的、薄的,好的、破的各色各样的睡衣有 20 多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就按20件算吧,这意味着从1949年到1976年间平均每年要做0.71件新睡衣。

(二)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介绍:“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夏天穿乔其纱衬衣、衬裤或白纺绸,或白的确良衬衣,冬天穿棉毛衣裤。到70年代,全部穿棉毛衣裤,夏天是薄薄的单纱白棉毛衣裤。衣为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从领口往下有19 厘米长开衩,钉三颗白色小有机扣,冬天则为稍厚的棉毛衣裤”。“现留存的毛泽东的棉毛衣、裤,乔其纱衬衣、裤,白府绸衬衣等新的、旧的,约有200 余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轻、薄、软的内衣内裤》)。此处亦按200件计算,平均每年缝制内衣裤7.14件。

据1968—1976年担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毛泽东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毛主席的穿衣之道:接见外宾穿毛式服装 平时“缝缝补补”》)。照每件都穿7年计算,睡衣足够穿140年,内衣足够穿1400年。

还是拿那件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说事。

据介绍,这件睡衣长 141 厘米,肘部、领部、袖口等处打了73个补丁。大家知道,就算这件睡衣使用的是0.8米宽的窄幅面料,前后共用两幅,那么1.41米×0.80米×2=2.2560平方米。再除以73,等于0.0309041平方米,也就是说73个3平方厘米的补丁就可以把睡衣全部覆盖一遍。缝过补丁的人都知道,3平方厘米的补丁是无法缝的,起码大一倍,达到6平方厘米,才勉强可缝。而且要想缝补后的衣服看起来接缝平顺,“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应尽量把接缝处的原始面料挖去,挖的越彻底,效果真好。照此计算,假如睡衣上全是6平方厘米的小补丁,73个补丁也足以把睡衣原始面料替换了两次以上。可见说它是1950年代初王子清师傅缝制的那件睡衣只是概念上的表达,以满足毛泽东的恋旧心理需要,实际上通过不断“打补丁”方式的积累,已经重新做了两次睡衣。这一点在睡衣保管者的口中也得到证实:“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既然本布(初用面料)在缝补的过程中差不多全部被替换了,为什么还非要说它就是1950年代初所做的那件睡衣?这就如同买了一辆QQ汽车,今天换台奥迪发动机,明天换4个宝马轮胎,后天换个空调系统,到最后只剩下车标和汽车外壳没有换掉,却非要叫它QQ汽车一样可笑。

三、“补丁衣服”的成本

缝“补丁衣服”要花多少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从来不谈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其用度巨大。

先来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都是些什么人。

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衣服破了多是由卫士或其他女同志缝补,如后来成为李银桥妻子的韩桂馨就补过毛泽东的毛衣。1949年以后,卫士李家骥也为毛泽东补过毛裤,据说被接到丰泽园里养起来的江青姐姐李云露经常帮着干点缝缝补补的活儿,但尚无证据表明她帮毛泽东补过衣服。另一方面,毛泽东进了城,接触到专门从事裁缝工作的“名剪”,特别是北京、上海的著名服装大师,帮他缝衣服的人也就有了变化。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起码有总后服装研究所的刘奎元师傅、上海的周庆祥师傅、吴兴扬师傅以及北京针织厂不知名的师傅们。

缝补木薯棉睡衣的刘奎元师傅——1950 年代初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所做的木薯棉睡衣,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60 年代初,睡衣的肘部、领部、袖口都有了破洞,工作人员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1972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外地捎回北京一件破睡衣,请总后勤部的服装研究所给补一补。内务人员解释了原因:要补得不露痕迹(参见路来谦、王松山《我给毛泽东做内勤》,载广州《老人报》2007年9月19日第20版)。这件睡衣显然不是1950 年代初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所做的木薯棉睡衣,因为它在1971年就“退役”了。但刘奎元师傅一直在以“不露痕迹”的高超标准缝补衣服,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上海服装六厂的车间主任周庆祥师傅——他回忆说,1957年夏,中央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开会结束后,毛泽东搬到太原路汾阳路一幢法国式小洋楼里,周也到哪里去为毛缝制衣服,和两位助手“白天做衣,晚上睡觉,先后住了一个月”,为毛泽东缝制了4套衣服。周缝制衣服的工作效率如何?据他自己说,毛泽东选定衣料后,他连夜裁衣、缝制,第二天上午毛起床后就去为他“试身”。我们把时间算得充裕点,就算两天缝制一套衣服吧,为什么周庆祥一个月的时间才缝制了4套?原来周还有另一项任务,为毛缝补包括上衣、裤子、衬衣等一大堆旧衣服(参见《毛泽东在上海》第242页),缝补它们甚至比做新衣服还要费时间。

上海的吴兴扬师傅——“从1937年,吴兴扬十二岁到上海学徒开始,他为租界内的外国人服务。解放后,他又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直到退休,他的手艺才为普通人所了解。”“吴兴扬曾经为毛泽东织补衣服……三十年前,吴兴扬就被称为‘织补大王’……清朝末年,织补这项技术因获巴拿马金奖而闻名世界。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夫人的一件丝巾意外损坏,吴兴扬的手艺使这条纱巾完好如初,他的技艺使美国总统夫人感到震惊。这件纱巾被送到了美国一家博物馆(《“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据孟进鸿将军讲:“有一次我到上海为主席做衣服,捎去36双袜子补后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原国防大学基本二系主任孟进鸿将军回忆毛泽东往事》)。这些破袜子大概就是吴师傅织补的。

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北京、上海的师傅们。如《毛泽东遗物事典》说“毛泽东爱出汗,一天要换几次衣服,因而同一型号的往往准备几套。棉毛衣裤缩水性强,衣服小了,而毛泽东又舍不得扔掉,只好请人接长、拼大,有时把两件普通的棉毛裤改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为两件,继续穿用着。这种接长、拼大或改制的任务,一般是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出面,找北京针织厂,由他们承担(见该书之《轻、薄、软的内衣内裤》)。毛泽东穿毛衣,常把领口拽变形,扯出大口子故要派工作人员专程去上海用当时全国唯一的服装业高压蒸汽机将其蒸烫,恢复原型。惟北京针织厂和上海蒸烫毛衣的师傅,我们无从得知姓名。

再来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工艺。

缝补毛泽东的“补丁衣服”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缝补,如刘奎元师傅,心细,选用布料得当,不仔细看确实看不出有补丁。二是织补。“织补就是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这项神秘的技艺其实只不过需要人高度的注意力和创造力”。“天衣无缝是这种手艺的最高要求”(《“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7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北京王府井的中央领导人服务处的师傅们也能织补,但更多的时间是去上海请吴兴扬施展这种“正在消失的手艺”。

最后,看看缝补“补丁衣服”的程序。

一种是在做衣服时,顺便将破衣服送去缝补(或织补),如孟进鸿将军到上海为毛泽东做衣服,同时捎去36双袜子补后跟。另一种是专程缝补(或织补),如对某件特殊的睡衣,把一些内衣接长、拼大,或者把扯出长口子的毛衣领子恢复原状等。

为毛泽东缝补衣服的这些各有绝艺的服装大师们,其劳动成本在毛泽东时代是无从统计的。但我们可以举一些参考资料:1949年以前,在广州、上海、青岛这些港口城市里普通裁缝的工资,“一般学徒出师之后,每月师傅大约会给10块钱左右的工钱,而到这些外国兵船上给士兵做西服,每月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上海“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档的‘五工师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费5个小时。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师傅’,做一套西服要7个小时。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罗蒙西服店,缝制一件西服经过面料熨烫、复衬熨烫,辅料经过热缩、冷缩使衬头不会走样,光是一件西服上装就需要花费60个小时”。“50年代,上海鸿翔时装公司依然是潮流中心,很多女顾客会去鸿翔看了款式,再要求相熟的师傅仿制。去鸿翔做一件大衣需要18元,而在外面找师傅只需6元加工费。那时候很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十多元”(《红帮家族:领导人当裁缝》,载《新周刊》第351期)。如果把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王子清、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这些顶级服装大师比照为鸿翔时装公司普通裁缝(按理他们的收费恐怕会比这些裁缝高上10倍,甚至更多),按做一套衣服7个小时(就算是用一天时间,8个小时吧),每月工作24天计算,一个月也应当收入432元。1956年秋,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张沉《红都服装  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这些服装大师在今天的出场费已是天文数字,一篇有关今日红都公司的文章清楚地介绍了国家领导人服装制作的流程和价格:“凡有领导人的制装任务,一般都交给红都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随公司领导进中南海给领袖量裁完毕后,交由下面的徒弟们做,质量由首席设计师把关负责”。“现在,数次变身后的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与胡锦涛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笔者就以这套并非顶级的胡锦涛阅兵服为例,其价格已接近2009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倍(参见《关于调整北京市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京劳社资发[2008]129号)。也就是说一名拿着每月800元最低标准工资的清洁工要不吃不喝将近10个月,才穿得起这件衣服,而且还是徒弟做的,非师傅亲手缝制。毛泽东衣服的档次自然不会比这件低,又是服装大师亲手缝制的,价格只能更高。顺便提一句,去上海为毛泽东缝制衣服,用专门的机器烫好常被扯出大口子的羊毛衫,修补破袜子,其中人员往来的交通、住宿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四、毛泽东为什么穿“补丁衣服”?

提出这个问题,多数人都会觉得纯属多此一问。因为从小听“补丁衣服”的故事时,讲故事的人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毛泽东是亿万中国穷人的领袖,他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穿补丁衣服就是以身作则。

但是如果把至今保存在韶山纪念馆里的20多条睡衣、200多件内衣裤的事实与之对照起来看,问题就来了:从1949年起,毛泽东平均每一年多的时间就缝制一条睡衣,一年的时间里缝制七、八件内衣裤,衣服之多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恐怕无人可比。从因果逻辑上看,一边不停地做新衣服,一边又喜欢穿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不是很矛盾吗?从经济效益上看,在穿衣服这一件事上,既要花做新衣服的钱,又要花补旧衣服的钱,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解释得通吗?

毛泽东做了新衣服却不爱穿,是怎么想的,笔者无从揣测。这里只是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分析一下他喜欢穿补丁衣服的主要原因。

一是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

毛泽东出身湖南农家,韶山冲属于穷乡僻壤之地,毛家经济虽然稍微富裕些,但在吃穿的问题上也谈不上讲究。事实上,当时中国大多数中小地主都如同欧洲的清教徒一样,靠省吃俭用买地建房。美国记者斯诺所写《西行漫记》一书,曾记载了毛泽东年轻时的尶魀:我穿得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战争年代,物质供应匮乏,在衣着问题上能将就便将就。有了多年艰苦生活的经历,自然形成节俭的习惯。他平时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艰苦朴素的道理,就像长辈告诉儿女孙辈不能浪费一样,是源自人生数十年的经验。但说了不等于做了,要求别人不等于同样要求自己。就像父辈告诫子女要节俭,自己却并不能完全抑止享受的冲动一样,既无可厚非,也不必掩饰。据笔者考察,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拣起来吃了,说农民种粮食不易,同时也不拒绝肉、鸡、鱼类丰富的家乡味菜品上桌(只有在1960 年10月至1961年4月间因政治原因宣布“不吃肉”);1949年底去苏联访问时,周恩来指示为毛主席做了4套中山装礼服(即公务装)。毛主席连声说:“做的新衣服太多了,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李地耕《从国庆大典毛主席的衣着说起》)实际上,礼服依然在做,著名的毛式中山装就是在此期间创制的,至1976年,起码达到35套(件)(参见卸甲一书生《“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吗”?》);同时也在不停地做睡衣和内衣裤。28年间起码做衣服250多件(套),平均每年缝制9.1件。在住房问题上,他于1950年代末要求湖南省委负责人在家乡韶山盖了松山一号和滴水洞住所;文革期间,因原来住的鸡颈坑住所被柬埔寨首相宾努住过了,要另盖南湖住所。看来“没有条件讲究也就不讲究了,这个不难做到;有了条件仍能坚持不讲究”,这个确实难,即使对毛泽东本人也是一样。

二是老年人的恋旧心理。

据李银桥介绍,毛泽东很“恋旧”,对使用的东西包括穿过的衣服很有感情,从来舍不得扔或更换新的。比如一件旧衣实在破得不能穿了,补也没法补了,毛泽东会告诉你那是开瓦窑堡会议时穿过的,并建议把它改做补继续发挥作用,留在他的身边。但他的仓库里堆满了延安时代的大棉袄、毛巾被,未必是为了穿和用,而是“恋旧心理”在起作用。这也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的共同情结。王子清师傅的徒弟丁奎英曾回忆说,自己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缝补过4套胳膊肘磨破的土布上衣(张沉《红都服装 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但这几位一次都没有穿过。原因是“有感情,摆在那里看也舒服”。毛泽东本人从不掩饰过自己的恋旧情结。他经常带在身边的两件睡衣打了不少补丁。有一次,身边工作人员趁毛泽东休息之机,给他换了件新睡衣,他发现了很不高兴,一再追问。工作人员只好把旧睡衣拿出来,毛泽东接过睡衣,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睡衣好穿。”(《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

三是对舒适度的追求。

老年人生活讲求舒适,衣着讲求宽松,旧衣物不愿扔,补一补穿着舒服,这个要求不过分。毛泽东喜欢穿“补丁衣服”,穿旧鞋,自己的解释就是“舒服”。

曾经担任毛泽东机要员的谢静宜回忆1961年在广州鸡颈坑住所时,见到毛泽东那件打补丁的线衣,“我问:‘主席,衣服烂成这样,为什么不换新的?’主席抬头看看我,笑了,说:‘这衣服好啊!软乎,穿着舒服,是我不让换的。’”(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

在一次舞会上,舞伴说:“主席,你这双皮鞋这么旧了,还不换一双?”“换什么?这皮鞋穿起来舒服!”主席兴趣很高,抬起脚,扬了扬那双连鞋带都没有系的皮鞋,乐哈哈地笑着说(《毛泽东遗物事典•情有独钟的棕色皮鞋》)。

无论是布鞋还是皮鞋,新的板脚,旧的柔软、舒服,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记得当年批判“四人帮”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曾揭发她每次穿新鞋,都是让内勤替她穿旧了再穿的“罪行”,说江青太讲究享受。我们不能在同一件事上搞两个标准,似乎毛泽东让战士穿新鞋就天经地义,他老婆让内勤穿新鞋就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腐朽的封建思想严重。

穿“补丁衣服”的情况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世界各国领袖中并不多见,尤其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领袖,确实难能可贵。只是不要在这个问题再添油加醋,编造故事,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来源:卸甲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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